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對江西省人民法院《關于南昌、新建兩縣法院工作檢查報告》的通報的函

1954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法院：
你院《關于南昌、新建兩縣法院工作檢查報告》的通報，已收到。我們認為你院這次檢查工作確是發現了不少問題，所提的意見大部分是恰當的，正確的，對改進審判工作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原報告在某些問題的提法上，我們感到是有毛病的，現提出請考慮。
一、關于對盜竊分子的量刑問題。通報中提出“一、解放前解放后一貫偷盜者，貫徹長期勞動改造的方針，判處長期的勞動改造；二、解放前未盜竊、解放后屢犯盜竊者，在處理時應與第一種有所區別，如果屬于流氓成份分子，應判處較長的勞動改造，原則即按一般的刑事犯處理。”
我們認為這樣劃分政策界限是值得考慮的，因為解放前反動統治是產生一切罪惡的根源，騙子、盜賊等是反動統治的必然產物，而在解放后，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各種社會改造，開展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等，這就為盜竊分子的棄邪歸正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條件，如果他們繼續盜竊行為，那就是蓄意為非作歹，就是危害人民民主秩序，破壞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因此，在政策上，對那些在解放前雖有偷竊行為，解放后確已悔過自新的分子，可不論罪；對那些現行的慣盜慣竊，不論解放前有無盜竊行為，都應按照情節從嚴懲處。總之，對待盜竊分子，應分別慣犯和偶犯，對于慣犯不問解放前有無盜竊行為和是否流氓分子（事實上慣盜慣竊犯都是偽軍政警憲分子、流氓等舊社會渣滓，不能設想有勞動人民成份的慣盜慣竊犯，）原則上都應嚴懲。
二、通報中關于新建縣院對流氓壞分子判刑過輕一事，省院批注“刑滿后勞改不好可為隊繼續改造”。我們認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如要發現確有錯誤，應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第十二條的規定處理；如果重要反革命犯和慣盜慣竊案犯，在刑期屆滿前，事實證明還沒有得到改造，釋放后確有繼續危害社會治安可能，需要繼續勞動改造，應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第七十二條的規定處理。

附：江西省人民法院通報 第35號
全省各級人民法院：
本院鄧副院長和南昌分院鐘院長《關于南昌、新建兩縣法院工作檢查報告》中從執行政策和審判作風方面提出了一些問題，特轉給你們作參考，并希連同本院前發的1954年上半年工作總結，組織學習討論，以不斷提高和改進今后工作。
1954年9月18日

附件：關于南昌、新建兩縣法院工作檢查報告
一、案件主要的特點
我們這次到南昌、新建兩縣重點的了解了一下刑事案件發展的情況，并抽查了今年所處理的貪污、盜竊、賭博、毆打干部、破壞供應、迷信活動及有關地主犯罪等案卷共156件（其中盜竊案48件，賭博案24件，迷信活動7件，毆打干部8件，破壞糧食供應案18件，干部違法亂紀案27件，有關地主犯罪案24件），根據我們的初步了解，目前兩縣反映到司法方面較比突出的問題，主要是：
第一，流氓分子的破壞活動，在各種類型案件中，均占很大的數字。如盜竊案件，新建縣處理的4名罪犯中偽保長1人，兵痞1人，慣竊1人，偽便衣隊1人；南昌縣處理的44名罪犯中，慣竊及解放后的屢犯30名，絕大部分均屬流氓成份，賭博案在新建縣處理的24名罪犯中，流氓壞分子即有9人；新建縣處理的7名迷信活動案犯（包括以降神治病，騙取他人財物，貽誤病人致死）流氓分子2人，偽偵察便衣3人，偽保長2人。毆打干部案8件中，6件是屬于流氓壞分子，他們多半是鉆糧食統購的空子，直接毆打干部或鼓動群眾毆打干部。由此可見，流氓壞分子已成為目前農村社會治安的主要障礙，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第二，敵對階級分子犯罪的案件，雖然不多，但就已發生的問題來看，還是相當嚴重的。據兩縣處理的24件有關地主犯罪案（包括偽軍官1人）的統計，其中漏網的惡霸地主就有3件（2人混入我內部，1人混入工商業中）經宣布管制后不愿勞動改造到處亂跑不服管制的6件，造謠破壞的7件，破壞糧食統購統銷的4件，盜竊的1件，破壞生產的3件，這對當前農村增產節約生產救災運動是有一定危害的。
第三，破壞糧食供應的犯罪分子，主要是富農，其次是中農。根據18案的統計，其中富農8人，中農4人，貧農5人，其他成份4人。富農多半是有余糧還用裝窮叫苦，甚至威脅的方式套購供應糧，如7個富農尚有多余稻谷22398斤，米650斤，小麥636斤，又向政府套購稻谷7280斤，米1005斤；4戶中農均有糧夠吃（其中有一戶吃到禾熟還多余米100余斤，有2戶有余米1030斤，谷1470斤），又向政府套購谷8081斤，米205斤，其中有一戶超出供應數字834斤，貧農則是將購買的供應糧轉售圖利。
第四，干部違法亂紀中以貪污問題最突出（其中又以鄉干部特別是鄉文書、合作社產生的較多），據27案的統計，其中有貪污案16件，賭博9件，乘水災伙同壞分子6人拐騙木材公司木材的1件，對供應不滿，撕毀毛主席像的1件，這些犯罪行為是相當惡劣的，以貪污為例，在17名犯罪中，鄉村干部10人（文書6人，鄉主席1人，鄉隊長1人，鄉長2人）貪污款2305萬元，合作社干部4人（均屬營業員）貪污671萬元，區干1人（財政助理）貪污1200萬元，銀行干部1人，貪污盜竊款137萬元，特別是貪污的鄉干部，多數還搞不正當男女關系，帶頭聚賭，甚至有的還以貪污之款放青苗買田，在群眾中影響非常不好。
第五，供銷合作社中，除貪污問題外，盜竊問題也較嚴重，據11案的統計，其中油榨戶代合作社加工食油、從中滲水（滲到30％）的有7件，豬肉代銷店挪用代銷款的2件，加工石灰挪用公款者1件，私刻名章，偽造交易單冒領公款者1件。從以上數字來看，說明油榨戶對合作社的危害，還是相當大的。
二、缺點和錯誤
據我們所抽查的案件來看，兩個縣院對各種案件的處理，一般還比較正確（特別是新建縣院）但嚴格檢查起來，還存在著若干問題：
第一，新建縣對少數案件，量刑較輕：
（一）流氓分子李濟清一貫不務正業，曾任日冠保安隊文書上士，偽保長、保文書，解放后，仍游手好閑，專以迷信治病，騙取他人財物為生，去年政府號召耘禾，該犯在一丘田里故意丟掉中間只耘四周，今年又將土改分得的土地5畝9分全部出租。程時善解放前任日偽維持會錄事，
參加過青幫，解放后仍不勞動，于1950年偽造區政府公章，騙取他人大米1石5斗，今年則將二丘田出租，自己兩次以竹制兌米牌，盜騙糧庫糧食50斤（一次未遂），這兩個罪犯，均屬流氓壞分子，如不判處較長期的勞役，很難改變其惡劣本質，但該院對前者只判刑六個月，后者判刑一年。（省院注：刑滿后勞改不好可仍留隊繼續改造。）
（二）“巫醫”周良田，1947年起，即一貫以降神治病，欺騙群眾，1952年曾向陶土地（女）借谷完糧，沒有借到，發生過爭吵，因此懷恨在心，1953年陶土地難產，請該犯降神醫治，該犯故意在陶土地家“捉鬼”，并說只能救大人，不能救小孩，叫陶土地之夫將陶土地剛生下的嬰兒用籃子裝著掛在外面的樹上，同時又用艾葉、香灰、蛋黃、紅糖、麻莖、褲帶頭子，煎水給陶土地吃，結果掛在樹上的嬰兒哭了一夜就死去，陶土地也在第2日身死。1954年4月縣公安局集中“巫醫”、“巫婆”教育時，該犯又在半夜三更裝神弄鬼，辱罵縣長。從害死小孩及貽誤病人致死的后果與犯罪的態度來看，應該嚴懲，但該院只判了三年徒刑。同時在判決上把該犯當作一般的社會危害分子來敘述，而對其欺騙群眾，致人于死等罪行，則未予強調指出。
（三）貪污犯金業強，在任鄉長期間，貪污農會柴款，鄉政府辦公費，屠宰稅、豬頭稅、土地征費、農貸款自籌糧，群眾果實共計137萬元，并亂搞男女關系，將貪污之款買田2畝，并且放青苗，我們認為犯罪情節還是比較惡劣的，根據懲治貪污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的精神給予一定的刑事處分才對，但該院只用批示給予嚴格的批評教育了事。
第二，南昌縣院處理某些案件，有些畸輕畸重：
（一）盜竊案犯44人，其中解放前與解放后一貫偷竊者19人，被判徒刑三個月者1人，六個月者4人，一年者8人，一年半者2人，二年者2人，釋放者2人。解放前沒有偷竊、解放后屢犯偷竊者11人：被判徒刑三個月者1人，四個月者1人，六個月者1人，八個月者1人，一年者4人，一年半者1人，三年者1人，長期勞改者1人。土改前做小偷，土改后未做者2人：被判徒刑三個月者1人，八個月者1人。偶犯盜竊罪者9人：被判徒刑三個月者4人，四個月者1人，六個月者3人，一年者1人。少年犯2人：被判徒刑一年者1人，長期勞改者1人。從以上統計數字來看，該院在處理慣偷、慣竊、屢犯、偶犯、少年犯時，不加區別的定罪量刑。對打擊刑事罪犯政策貫徹不夠，對慣偷、慣竊的處理，一般的失之過輕，而對于少年犯、偶犯及土改前偷竊，土改分地后未再犯者處分較重，甚至內中有不應該處刑而處了刑的。
（二）處理有關地主的犯罪案件，也有某些輕重導致的現象：如地主楊德祿解放前曾統管過運輸商貨的民船70余只，強迫船民每人每年向其繳納會費銀洋1塊2角，從事中間剝削；同時又乘郭楊二村群眾打械斗的機會，勾結惡霸楊德興等人賣掉楊村公地7塊，得谷300余石，現洋120余元，到偽南昌市法院打官司大吃大喝三個多月；并曾霸占過有夫之婦及本村公地4塊。土改及復查中，二次畏罪潛逃，直至今年上半年經公安局緝捕歸案，但該院以其解放前罪惡不大，予以釋放，顯然有些過輕。相反地對某些尚未構成犯罪的又判了刑。如地主劉漏里解放前曾當過偽甲長五個月，土改時賣掉耕牛一頭，皮袍一件，豬兩頭，并隱瞞水車1個，水槽1個，1952年被宣布管制三年。而該院則以其往來方面不請假不服管制，判刑一年。我們認為管制分子不請假外出，如果沒有其他犯罪活動，則應加強管制，甚至延長管制期，不一定判刑。

第三，在犯罪事實認定上，有的還不夠清楚，例如：
（一）新建縣處理唐耀淇造謠破壞案，唐系小土地出租者，解放前任過偽鄉民代表，合作社監事，解放后沒有不法行為，曾因地界問題與鄰居唐清濠有意見，在購糧中，唐清濠乃反映他在購糧評議會上說了破壞話，被區上捕送法院法辦，在審訊中，被告及鄉干部均證實唐清濠對他有私人成見，同時鄉干部一致證明唐耀淇很好，沒有說破壞話，該院沒有考慮，即判了唐耀淇徒刑一年，回鄉執行。
（二）南昌縣所處理的某些不法地主案，從判決上來看，事實理由還不夠充足，甚至只有幾個帽子，看不出犯罪的事實，如偽軍官張子坤造謠破壞案，公安局的材料和法院的判決，認定他在社會改革每個運動中造謠破壞，對政府不滿，挑撥人民群眾之間的團結，到處亂跑，仍不從事勞動改造，屢教不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內容非常空洞，沒有具體事實。個別的案子，事實根本不清，即作了判決，判后當事人不服，又不送上訴，如盜竊嫌疑犯胡倫粉某晚住在向塘飯店，恰遇該晚店內失去20萬元，第二天早晨胡離店后，即被向塘鐵路公安分局以盜竊嫌疑犯送法院，案情未弄清，即判了胡半年徒刑，胡不服要求上訴，亦未送上訴。
第四，審判作風：新建縣除某些判決有錯字外，一般的判決所認定的事實，都與送案的材料及當事人口供相符，沒有什么出入，判決寫的也較具體，有些說服力，而且案卷整齊，字跡清晰，一目了然，南昌縣在這方面就差些，主要是：
（一）調查研究不夠，口供審問的也很簡單，判決上所認定的事實與公安局送案材料出入很大，公安局的材料只要被告不承認，即可不經調查，隨便推翻。如劉水運廖英秀盜竊大同榨坊芝麻一案，送案材料上說偷竊芝麻1石8斗，被告等只承認1石，縣院不對證，便認定了1石，贓物放在胡金秀家，也未追究處理。民兵中隊長晏生根違法亂紀案，偷蓋鄉政府空白印22張，究竟有什么企圖，已用去者究作何用，未用去者，放到哪里去了，也未追清。同時在量刑上，如盜竊案件，我們感覺公安局所提的量刑意見，一般是正確的，但該院有時將5年改2年，3年改半年，這都是調查研究不夠的具體表現。
（二）判決一般寫的較簡單空洞，實事求是不夠：（1）均未定罪名。（2）一人犯數罪，究竟以哪個罪為主來判罪很難看出。（3）一張判決判十多個被告，每個被告犯罪事實只有兩句帽子，而未講事實。（4）有的把主要事實又漏掉了，如王老吁破壞供應案，王除賣余糧外，尚有500斤谷夠吃，又指使婦女吵鬧威脅干部26次，購米80斤，谷1500斤，對這些事實，判決未認定上去。雷華達盜竊案，判決上認定他在1937年強奸有夫之婦吳水末未遂，但他在當時只有10歲，強奸不可能。同時也有錯字：如萬光祿搶劫案，本年8月4日收案，而結案寫成10月16日（現在才是9月上旬）；支票寫成股票。
（三）在工作制度方面，該縣在修口、渡頭有兩個固定審判站，規定每月全體回院5至7天學習和討論工作，但有時拖到十多天，這對工作是有一定影響的；同時審訊筆錄，判決擬稿、簽發，均沒有承辦人或負責人簽名，總結工作及討論和研究政策執行問題，也做得很不夠，這些都亟待改進。
三、今后意見
第一，為了貫徹省委、省府關于增產節約，生產救災指示的精神，今后南昌、新建兩縣法院的工作除密切結合增產節約生產救災這一中心外，仍以嚴厲制裁反革命分子的造謠破壞，打擊刑事犯罪及處理貪污盜竊等案件為中心，用司法武器保證運動的順利開展，在工作方式上，主要是通過固定審判站；（1）與公安、檢察、監察及區鄉公安員聯系，收集有關司法方面的材料。（2）區公所在定期召集工作隊鄉干部回報時，列席旁聽，發現有關司法方面的問題，與區干部研究處理。（3）根據各個時期中心工作的特點，掌握重點鄉或深入到重點鄉，主動了解與發現有關司法方面的問題。（4）要善于運用調解組織及陪審員的力量，建立經常的聯系，使司法工作在群眾中扎下根子。只有這樣，才能適應主客觀情況，及時發現與處理問題，變工作被動為主動。
第二，審判作風：
（一）關于人犯捕押的問題：對于區鄉送案材料，除重大嫌疑犯外，一般的應經嚴格審查，然后確定收押與否？以防止錯押，對公安、檢察機關移送的案件，在審理過程中，如發現與原材料有出入，應經過反復調查后，再判決，不能草率從事。對區鄉干部隨便押人打人的問題，情節特別嚴重者，應與監察部門研究處理。
（二）關于調查研究的問題：在思想上必須明確，對犯罪分子進行審判，就是一個具體斗爭的過程，我們對每一個真正的犯罪分子是要把他的犯罪事實搞清楚，及時處理以達到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目的，而犯罪分子一般在審訊中則極力掩蓋或縮小自己的犯罪事實，企圖減輕，甚至幸免法律處分，因此，審判工作是一個高度的政治性與思想性的工作，對重大復雜案件，一定要經過調查研究，然后判決。所謂調查研究，就是根據送案或檢舉材料進行審訊，在審訊中，事先做好準備，詳細閱卷，經過思考，擬出了審訊提綱。如果有疑問或被告不承認，即提出調查事項，找送案機關或有關干部、群眾進行調查。同時，隨時將調查的材料與原來掌握的材料及當事人的口供，反復研究分析，確定被告是否有罪？犯了什么罪，有哪些具體事實？危害程度如何？應該判什么刑？如此才不會錯判。同時，根據目前情況，審判站處理的重大案件，在逮捕和判刑時，縣院最好直接掌握，一般刑事犯逮捕與判刑時，由審判站與區公所研究同意，經縣院批準即可，職權適當放寬，以加強審判站的責任心。
（三）如何寫判決的問題：判決時，一案一個判決。不是同一案件，不要合并判，判決一般分三段寫，即事實、理由、結論。事實即敘述被告犯罪事實，有多少寫多少，不要摻雜個人意見或用感想、原則代替事實，否則會犯主觀片面的毛病。事實寫不出來，就是案情未搞徹底，要重新搞，搞清楚再寫；理由即是根據被告犯罪的事實、危害性結合有關的政策法令分析，說明法院根據什么理由來判罪，結論即是根據事實理由作結論，指出被告犯了什么罪，應該受到什么刑罰。
（四）加強工作檢查的問題：在目前民刑法典尚不完全具備的情況下，經常定期地檢查判決的效果，是非常必要的。怎樣檢查？首先堅持定期的三查制度，在一定的時間，全院集中起來，有重點檢查一次案卷，先由承辦人檢查，然后以一定類型的案件為單位，分別組織專人檢查（如盜竊、貪污、破壞供應等），找出各種類案件的特點、處理的結果（這些歸納起來即是量刑的標準）等等，找出缺點錯誤；其次經常與公安、檢察等部門聯系，聽取他們的正確意見；最后是選擇典型案件，向案件有關的群眾及當事人訪問，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地發現與改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高我們的今后工作。
第三，關于今后如何量刑的問題：
關于量刑的問題，主要是掌握每一類型案件的特點，再結合每一案件的具體情況，有區別的加以處理。針對兩縣過去處理破壞供應，有關地主犯罪及貪污盜竊等案件的具體情況提出如下意見：
（一）對于盜竊案件：（1）解放前與解放后一貫偷竊者，貫徹長期勞動改造的方針，判處長期的勞動改造。（2）解放前未盜竊，解放后屢犯盜竊者，在處理時與第一種有所區別，如果屬于流氓成份分子，應判處較長期的勞動改造，原則即按一般的刑事犯處理。（3）偶犯除個別流氓分子或犯罪情節嚴重者外，一般的少判刑。（4）土改分得土地，已改邪歸正的盜竊分子，主要是繼續加強教育，不宜逮捕判刑。（5）童竊、少年犯在處理時，應與成年人的犯罪有所區別，一般的對于指使幼童與少年行竊者，應從嚴懲處，而對于童竊（12歲以下）及13至18歲的少年犯，交其家長或監護人管教，無家可歸者，則送交少年犯管教所管教，直至成人有正當職業，能獨立生活為止。
（二）關于破壞糧食供應問題，首先要區別問題的性質分別對待，對于反革命分子利用糧食供應問題進行各種破壞活動者，應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有關條款予以處理；對于不法奸商搶購、套購，牟取暴利及富農分子有余糧，還套購供應糧，甚至將余糧和供應糧高價出售，應從嚴懲處；對于其他流氓壞分子各種破壞糧食供應的行為，亦應按其情節輕重，適當處理；至于基本群眾（包括中農、貧農）有余糧還套購供應糧或將余糧與供應糧出售圖利，除少數犯罪情節十分嚴重屢教不改者外，一般的應責令向群眾檢討，利用群眾力量、批評教育，不一定判刑。
（三）對于敵對階級分子犯罪的處理：漏網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地主及現行的反革命活動，應按懲治反革命條例有關條款處理。對于管制分子，應根據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第七條規定嚴格審查，如果僅系不請假外出，或一般的不滿意的言論，而尚無其他反革命活動者，一般的應繼續加強或延長管制期，不一定判刑。對于地主的問題，主要是研究是否構成犯罪，如果未構成犯罪，不能隨便加以不法地主的罪名，予以判刑。地主與群眾間一般的問題，如爭吵打架等等問題，主要是加強管制改造工作，如果已構成犯罪者，應根據犯什么罪，即按什么罪來處理，不要隨便加上不法地主的罪名，以免模糊群眾的認識，而忽視了對真正不法地主應有的警惕。
（四）貪污問題，根據懲治貪污條例第三條第四條各款及第十七條的規定，從嚴懲處是對的，但對某些犯罪情節不十分嚴重惡劣，在群眾中影響不大，而且確有深刻悔悟表現的貪污分子，也要結合懲治貪污條例第五條各款規定，適當的從寬處理，特別是要善于選擇從嚴從寬的典型案件，在黨政領導下，組織一定的宣判大會，具體體現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以爭取教育一般尚未發覺的貪污分子，主動交代，坦白認罪。在目前貪污問題比較突出的情況下，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
其他各種類型案件，我們因未有檢查，提不出什么意見，就是上面已談到的四種類型案件的處理意見，也很不成熟，只供參考。
鄧聲永 鐘澄澈
1954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