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清浦 ]——(2002-9-6) / 已閱48630次
搶劫罪行為對象若干問題研究
陳清浦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2000級研究生，北京，100088，男）
內容摘要：本文從搶劫罪的概念入手，對搶劫罪行為對象的范圍進行探析。認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分為兩大類，一類與財產權利相對應，即公私財物；一類與人身權利相對應，即人。在公私財物中，對不動產、無體物、違禁品、贓物、欠條等能否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作了具體闡述。對“其他相關在場人”能否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本文亦提出了若干界定標準。
關鍵詞：財產犯罪 搶劫罪 行為對象 犯罪對象
搶劫罪是一種性質嚴重的財產型犯罪，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搶劫罪的認定存有諸多爭議，尤其對搶劫罪行為對象的判斷很大程度上影響到該罪的界定。本文試對搶劫罪的行為對象作如下探析：
一
什么是搶劫罪？搶劫罪有何基本特征？這是研究搶劫罪行為對象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關于搶劫罪的定義，學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表述：
第一種，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劫取財物的行為。①
第二種，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將公私財物搶走的行為。②
第三種，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對公私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或者其他在場人當場實施暴力、脅迫或者采用其他當場侵犯人身的方法，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或者當場奪走財物的行為。③
第四種，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暴力或者以當場實施暴力相威脅，或者以其他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迫使其當場交出財物或者奪走其財物的行為。①
第一種定義以搶劫罪的罪狀為基礎，增加了“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強調了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對搶劫罪的客觀特征作了簡潔明確的概括。第二種、第三種定義使客觀方面更加具體，并指明了被侵犯的具體人。第四種則是明確了“其他方法”的行為特征。
筆者認為，定義是對一種事物本質上區別其他事物的特征所作的確切而簡要的表述。一種事物的定義或概念，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該事物本質和非本質的特征全面反映出來。在搶劫罪中，“其他方法”是對暴力，脅迫以外的行為方法的一種概括，試圖用“使被害人不能抗拒”來說明“其他方法”的行為特征有無必要？“使被害人不能抗拒”作為搶劫罪某一行為的特征，本身是否有違立法本意？再者，“不能抗拒”的標準也不甚明確，是客觀上被害人確實不能抗拒？還是主觀上認為不能抗拒？是以行為人主觀認識為標準？還是以被害人主觀認識為標準？容易讓人產生歧義，在司法實踐中也難以操作；“其他在場人”具體范圍是什么？和被搶劫的財物之間是什么關系？在定義中使用的詞句來說明一種事物的本質特征應當做到含義清晰明確，否則便不可能達到區分事物的目的。況且在某些案件中，針對搶劫現場的其他的在場人采取暴力、脅迫方法取得財物也不一定構成搶劫罪；搶劫罪中，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是否要當場進行？取得財物是否要當場實現？回答是肯定的，從法條描述的罪狀中已完全能夠體現出這兩個“當場”，所以在定義中過多地使用“當場”二字也顯得似無必要。
由此，搶劫罪應具備以下基本特征：（一）行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非法占有，指行為人沒有法律根據和合理依據對他人財物進行占有和控制，從而達到使用或處分的目的。這是搶劫罪區別于其他類型犯罪的重要特征。（二）行為人當場使用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或者采用其他方法進行搶劫。這是搶劫罪區別于其他財產犯罪的重要標志。（三）行為人當場取得財物。這里對取得財物有兩點要求，一是財物能當場被行為人占有、攜帶、移離，二是客觀上這種可能性能當場實現。（四）搶劫罪侵犯的是雙重客體，既侵害了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又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搶劫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暴力、脅迫或以其他方法劫取財物。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是搶劫的手段行為，劫取財物是目的行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與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實現與結果。這決定了公私財物所有權是雙重客體中的主要客體，人身權利是非主要客體。
搶劫罪犯罪客體的復雜性和實行行為的復合性，決定了行為對象具有二元性，一類與主要客體（財產所有權）相對應，即公私財物；另一類與非主要客體（人身權利）相對應，即人。
二
財物的概念和范圍各國刑法中大多未作界定，由此產生眾多分歧，相應地對搶劫罪行為對象的理解也產生諸多論爭，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1、搶劫罪的行為對象是否包括不動產。刑法理論中有著不同的見解。否定說認為，“搶劫罪的財物只限于動產,非法搶占不動產的,不屬于搶劫罪”。① “強行霸占他人之不動產……雖帶有搶劫性質，但同刑法規定的搶劫罪之特征并不吻合，因此，值得研究”。②肯定說認為，“搶劫罪的對象既可以是動產，也可以是不動產，如使用暴力手段當場非法占有、控制他人房屋的，使用暴力手段，迫使他人當場寫出免除債務的承諾書的，應認定為搶劫罪”。③其理由：刑法規定搶劫罪的行為對象是公私財物，并沒有因財物是否具有移動性而作分類，更沒有把不動產排除在外。用暴力、脅迫方法將他人趕出家門，霸占房產，若不以搶劫罪論處，在行為人的手段行為不構成其他犯罪的情況下對其只作民事處理。判令退還房屋，未免輕縱罪犯；④同時，不動產作為搶劫罪對象有外國立法例可循①，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刑法中，搶劫不動產就等于劫取了財產上的不法利益。我國刑法雖無此種規定，但從有利于保護公私財產和人身安全出發，有必要把不動產納入搶劫罪的對象范圍。因此不宜將不動產一概排除在行為對象范圍之外。②折衷說認為，如果采取搶劫方法將不動產可分離的部分，如房屋的門窗、土地上的樹木、莊稼、果實等當場劫走，行為也可以構成搶劫罪。③
不動產能否成為搶劫對象，各國的刑法的規定也不盡相同，一般可作三種分類。第一類，明文規定搶劫對象僅限于動產。德國刑法典第249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占有他人財物，以暴力或危害身體或生命相脅迫搶劫他人動產的，處1年以上自由刑……”④西班牙刑法典也有類似規定。第二類，明文規定搶劫對象是動產，同時規定，侵奪他人不動產的，作為獨立犯罪加以處罰。如意大利刑法典。第三類，只規定搶劫對象是財物，對其性質不加限定。如俄羅斯刑法典、泰國刑法典等。有人認為《日本刑法典》第255條規定了侵奪不動產罪，肯定了不動產可以成為盜竊罪的行為對象，從而肯定了不動產也可以成為搶劫犯罪的行為對象。⑤⑥但是，盜竊罪與搶劫罪的行為對象并非完全重合，能為盜竊罪所侵犯的未必屬于搶劫罪的行為對象。1960年日本刑法增加了境界損壞罪、不動產侵奪罪以后，就不動產能否成為盜竊罪的行為對象的爭論隨之終止，但不動產能否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的爭論卻仍然存在，況且日本刑法通說也認為，不動產不能成為普通搶劫罪的行為對象。
筆者認為，不動產不能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這是由搶劫罪的犯罪特征和不動產本身的不可移動性所決定的。所謂不動產，是指依一般觀念認為在空間上不能移動否則會損害其經濟價值的物。我國立法和司法解釋已作相應規定。⑦搶劫罪的客觀方面對取得財物有兩點要求：一是財物能被行為人占有、攜帶、移離，二要求取得財物當場實現的可能性。而當場可以取得的財物只能是動產，因為只有動產才可以攜帶、移離，并實際控制據為己有。門窗、林木、莊稼在和房屋、土地分離之前屬于不動產的一部分，在分離以后，已從形式上轉化為動產，對此實施搶劫實質上是搶劫的動產，而非不動產。不動產和動產二者的公示原則存有較大區別。動產的交付和公示方法是占有，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和取得時效。而不動產的交付和公示原則采用的是登記方法，未經有效登記，不發生所有權的移轉，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對于行為人強行侵占的不動產，被害人可以較容易地通過政府機關收回，回復自己的財產權利，行為人不能當場對不動產完全控制和隨意處置，無法實現所有權中的處分權能。行為人若以暴力、脅迫或以其他方法強令被害人簽訂不動產買賣、贈與合同等書面文件并辦理登記過戶手續，這種情況下，不動產并不能認為已被移離，因為這些合同的簽訂違背了民法與合同法的誠實信用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缺乏合法要件，受脅迫的一方亦可行使撤銷權，使上述合同行為歸于無效，由此進行的登記手續當然無法實現所有權的移轉。
對于使用暴力脅迫、強行入住，霸占他人房屋的，可以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行為人有傷害、殺人行為的，可以定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為霸占房屋土地，而毀壞財產的，可以以故意毀壞財物罪處罰。對于只屬于一般違法行為，則應按行政法規處理，或者責令其承擔一定民事責任。
2、搶劫罪的行為對象是否包括無體物。刑法理論中，對有體物和無體物的劃分存在著爭議，主要存在著有體性說和管理可能性說兩種觀點。有體性說認為，有體物是以固體、液體、氣體的物理狀態存在的財物，電力等無體物不是財物。管理可能性說認為，財物不僅包括有體物，有管理可能性的無體物也是財物，無體物同樣具有從刑法上給予保護的必要性。在管理可能性中又以“物理的管理可能性”的觀點影響較大①。從界定整個財產罪的行為對象的范圍角度出發，對財物作有體物和無體物劃分確有必要，但對于搶劫罪個罪而言，籠統地稱有體物或無體物能否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似為不妥。有論者認為，“有體物可以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沒有疑義”①。同樣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如不動產雖為有體物，但不能成為該罪的行為對象。
因此，認定搶劫罪行為對象，不作有體物和無體物的劃分，對于某些財物在立法上可作特殊處理，由法條明文規定，如電力，煤氣、天燃氣、電信碼號等，這類財物不宜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理由是：這類財物的完全占有或控制，是需要持續一定時間才能完成，不符合搶劫罪的當場取得財物的犯罪特征。行為人若以暴力脅迫等方式強行要求給自己提供電力、天然氣或電信通訊等服務的可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如果行為沒有使用暴力方式，只是強行要求使用電力、天燃氣等財物的應按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3、違禁品、贓物能否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搶劫違禁品、贓物是否構成搶劫罪，主要存在如下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被害人對違禁品、贓物的持有本身即是非法的，持有人對違禁品、贓物并不享有所有權，“作為財產罪保護對象的財物，理應是足以體現一定所有權關系的物，違禁品既然是法律禁止持有的物品，不能體現所有權，合理的結論應該是不能成為財產罪的侵害對象”。②另一種觀點認為，財產罪侵犯的客體是所有權以及其他需要通過法律程序恢復應有狀態的占有，沒收違禁品也需要通過法律程序，故對違禁品的占有也是刑法所保護的客體，違禁品能成為刑法上的財物。③
筆者認為，違禁品、贓物能否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不應一概而論，應作具體分析。我國刑法第127條規定，搶劫槍支、彈藥、爆炸物的，構成搶劫槍支、彈藥、爆炸物罪，因此，槍支、彈藥、爆炸物雖屬違禁品，但不是搶劫罪的行為對象。而對于搶劫其他違禁品或者贓物的，則構成搶劫罪，理由是：首先，搶劫罪屬于財產犯罪，這類犯罪的主要特征是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將本不屬本人所有之物非法占為己有，搶劫違禁品、贓物具備了劫取他人之物的客觀特征；其次，事實上的持有本身就是財產罪保護的法益，即便是違禁品、贓物，只要是在他人掌握之下，刑法就應予以有限度地保護；再次，搶劫違禁品，同樣侵害他人財產所有權。違禁品贓物并不是無主之物，依照法律規定，有的應當由國家沒收歸公（如毒品，走私物品等），有的則應由國家職能部門依法剝奪，然后歸還合法持有人，無合法持有人的，則應上繳國庫。這樣看來違禁品、贓物并非不能體現所有權關系，它只是暫時處于一種相對不穩定的狀態，沒有為合法權利人持有。對違禁品和贓物，應沒收歸公或應上繳國庫的，所有權歸國家行使。應歸還合法持有人的，所有權仍屬于該財物的合法所有人。對前者實施搶劫的，是對國家所有權的侵犯，對后者實施搶劫的，是對原所有者所有權的再侵犯，二者從本質上都是對非己所有財物的非法占有；最后，搶劫違禁品如果不構成搶劫罪，僅以其搶劫到手后的非法持有狀態定罪處罰①，不足對暴力脅迫搶劫的行為的制裁，會出現罪刑失衡現象，有的甚至不能構成犯罪（如搶劫毒品未遂），未免寬縱犯罪。
4、搶劫欠條能否構成搶劫罪。例如甲從乙處借得5000元現金并向乙出具了欠條，一段時間后甲產生賴帳念頭，遂一天在路上對乙大打出手，逼其交出欠條，使其失去請求償還5000元現金的依據。對甲的行為應如何處理？一種意見認為，甲的行為不構成搶劫罪。另一種意見認為，甲構成搶劫罪。因為，第一，行為人欠債應當歸還，故意使用上述手段，達到不歸還的目的，是對他人財產權利的侵犯；第二，行為人雖未當場將他人財物非法轉歸己有，但其搶走欠條，使被害人可能因無法提供證據而喪失在法律上討回債務的機會；第三，雖然行為人未當場取得財物，但實際以另一種方式增加了自己的財產，結果與當場搶到財物無異，故應構成搶劫罪。②
欠條（借據）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以貨幣為標準的確認雙方債權債務關系的憑證，欠條不是財物，搶劫欠條不等于搶劫財物，不應構成搶劫罪。首先，要明確搶劫欠條從財產性質上侵犯了被害人的何種權利？在本案中，甲乙二人達成合意，甲向乙借5000元錢，并立有字據（欠條），乙向甲交付5000元錢后，乙對這5000元即不再擁有所有權。所有權是指財產所有人依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其所有物，進行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等方式，獨占性支配其所有物，并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永久性權利。①乙之所以能夠有權向甲出借5000元，正是其行使收益（預期）、處分權利的表現。交付5000元后，甲取得了5000元錢的所有權，他可以對這5000元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并不受乙的干涉。借款合同轉移的是貨幣的所有權……否則對借款人就毫無意義。②但在借貸關系中，乙并不是白白喪失了財產所有權，他是以所有權為代價，取得了向甲請求償還債務的權利，這種權利應類屬于債權。在民法理論中，所有權是一種支配的權利，是物權完全、充分的惟一形式，是最典型的物權，③具有絕對性、排他性。物的所有權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物權法律行為，也就是基于債權契約的合法有效存在而發生。債權則是一種相對權、請求權，它基于合同或其他法律事實（侵權、無因管理、不當得利）而設定，是一種流動的財產關系。二者有著顯著的區別。在甲搶乙欠條時，乙對那5000元錢已不享有所有權，又何談得上侵犯乙的財產所有權呢？甲把欠條搶走，給乙行使債權制造障礙，侵害的是欠條所記載表現的債權。而搶劫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財產所有權，所以搶欠條并不符合搶劫罪的客體特征。其次，欠條只是記載雙方當事人債權債務關系的一種憑證，欠條的滅失并不完全意味著債權人必定喪失財產，債權人可以通過其他證據，甚至可以通過甲的行為所派生的證據向法庭請求實現債權。搶劫罪中，搶劫行為實施時財物處于被害人占有狀態之下，通過搶劫行為當場使財物占有發生移轉，而搶欠條時，財物（5000元錢）的占有早已發生移轉，并不是通過搶欠條的行為實現的，所以，搶欠條與劫取財物存在重大差異，行為人并不能當場取得財物，這與搶劫罪的客觀方面特征不符合。再次，如果搶走欠條即是搶走財物，構成搶劫罪，那么行為人沒有把欠條搶走，而是當場把欠條損毀，是否要構成毀壞公私財物罪呢？顯然不能。因此，搶劫欠條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賴帳不還的行為，雙方債權債務關系應通過民事法律去調整。如果刑法涉及這一領域，有違刑法謙抑性原則。但如果行為人使用暴力脅迫手段，對債權人造成傷害，或者有故意殺人情節的，應按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
5、 搶劫罪的行為對象是否僅限于有經濟價值之物。關于搶劫之物是否以具有經濟價值為必要，中外刑法理論存在不同見解。有學者認為，財物只要具有值得保護的使用價值即可。有學者認為，財物只有具有交換價值才能成為財產罪的侵害對象。另外對于財物的價值是從主觀方面還是從客觀方面判斷，同樣存在爭論。有學者認為，作為侵犯財產罪對象的財物，并不要求具有客觀的經濟價值，即使它客觀上沒有經濟價值，也不失為侵犯財產罪的對象，如某些紀念品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客觀的經濟價值，但所有人、占有人認為它具有價值的，社會觀念也認為這種物是值得刑法保護的，就應屬于刑法所保護之物。①另一種觀點認為，判斷某種物品是否有經濟價值，其標準應是客觀的，不能以主觀標準來評判，某種物品是否具有經濟價值，主要通過市場關系來體現。②并且認為，判斷標準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去把握：①判斷標準的客觀性，即通過市場供求關系來體現經濟價值，②判斷標準的現實性和歷史性，③判斷標準的發展性，④判斷某一物品不能以有無價格為依據，⑤判斷財物有無價值應按照立法規定和社會一般認識來理解。③
搶劫罪作為財產犯罪的一種，它的行為對象應具備整個財產罪行為對象的基本特征，即具有經濟價值。在對經濟價值判斷標準上，筆者贊同客觀標準說，所有者、占有者主觀上認為有價值，而在客觀上沒有經濟價值的，不能成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并且，這種經濟價值體要現在財產所有權上，如果體現的不是財產所有權，而是其他社會關系或權益，那么，這種價值就不得認為是經濟價值。搶劫這類物品，應從其具體體現的社會關系或法益出發，定罪處理，而不應定為搶劫罪。
三
行為對象是主體的犯罪行為所侵犯或直接指向的具體人、物或信息。在搶劫罪中，行為人采取暴力、脅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對被害人實施人身攻擊威脅，使之產生心理恐懼，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以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犯罪行為人的搶劫行為有兩個指向目標，一個是具體的人，他是某種合法權利的主體。另一個是具體的物，它是合法權利的物質表現。搶劫行為也可以根據指向的不同作進一步的劃分，一種是為劫取財物，對財物占有人實施的暴力、脅迫或其他人身強制行為（手段行為），這種行為侵害的客體是人身權利；一種是劫取財物的行為（目的行為），它侵害的客體的他人的財產所有權。與搶劫罪的雙重客體對相應，搶劫罪的行為對象因此也是雙重的，即除了財物外，還應包括人。筆者認為，在這雙重行為對象中，財物是第一重對象，搶劫行為所侵犯的人是第二重對象。因為，搶劫罪類屬財產犯罪，行為人的直接目的就是取得財物，財物是行為人行為的第一指向。對人的侵犯，是為劫取財物制造條件，掃除障礙，它是非主要的，輔助的。正如財產所有權是主要客體，公民人身權利是次要客體一樣，財物應列為第一重行為對象，侵犯的人應列為第二重對象。有學者認為在搶劫罪雙重對象劃分中，把侵犯的人作為第一重對象，把財物作為第二重對象①，有值得商榷之處。
“人”作為搶劫罪的行為對象，主要是指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持有者和其他相關在場人，而不是與對象財物無關的其他人。如何理解“其他相關在場人”？筆者認為，如果針對在搶劫犯罪現場的某人實施暴力或脅迫行為，能對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和持有者產生精神強制，達到劫取財物的目的，而行為直接指向對象又非所有者、保管者、持有者的，可作為其他相關在場人。因此，“其他相關在場人”具有以下特征：（1）處在搶劫犯罪現場；（2）手段行為直接指向的對象；（3）不是財物的持有者、保管者、所有者；（4）行為人主觀上認為以此可達到劫取財物的目的。如當著財物持有者的面，對其在場的親屬實施暴力打擊迫使其交出財物的，財物持有人的親屬即為其他相關在場人。在這種搶劫中，做為行為對象的人，并不僅限于持有者的親屬，持有者本人也因其親屬遭受暴力打擊，精神受到了強制，這種脅迫與針對其本人實施以暴力威脅的脅迫，性質上并無重大差異，因此，持有者本人也是搶劫罪的行為對象。
當然，作為行為對象的“人”，應僅限于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法人作為一種社會組織，雖然具有法律擬制人格，但其畢竟無法受到精神強制。如果針對某公司職員采取暴力、脅迫迫使他交出公司財物，受到精神強制的仍然是公司職員本人，而不是公司本身，這時公司職員仍然是財物的保管者和持有者。
① 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07頁。
② 高西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與適用》，中國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594頁。
③ 趙秉志主編：《侵犯財產罪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頁。
① 王作富：《認定搶劫罪的若干問題》，載《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輯，法律出版社，第4頁。
① 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頁。
② 蘇惠漁主編《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5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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