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靜浦 ]——(2010-12-7) / 已閱7897次
自訴案件中存在的問題探析
白靜浦
在我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法犯罪行為分割時，可以通過公訴或自訴途徑來保護。在公訴程序中，有強大的國家機關作為后盾，被害人只需報案，接下來的調(diào)查取證、抓捕罪犯以及向法院起訴等大量工作均由公安、檢察機關完成。被害人要做的就是如實了案、客觀陳述，他并不具有舉證的主體地位。而在自訴的程序中，被害人的地位類似原告，是積極的舉證主體，必須承擔舉證責任，因而，證明被告人實施犯罪的各種證據(jù)要由自訴人自行收集，沒有了強大的國家機關，自訴人往往難于廣泛、有效地收集各種證據(jù)。可以說，相對于公訴案件，這時的自訴人是獨立的，他的各種權益獲利保護的力度不夠，若舉證不足或困難，那么自訴人的勝訴率就會大大降低，顯然，這不利于打擊犯罪。故筆者認為，首先，應加強國家干預；其次，應嚴把立案關，不應隨便擴大自訴案件的受理范圍，不應隨意放寬對自訴案件的立案證明要求，要對當事人負責。
一、關于加強國家干預的思考
刑事自訴案件在刑事審判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告訴才處理的案件；第二類，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jù)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chǎn)權利的行為應當貪污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已經(jīng)作出不予追究的書面決定的案件，即所謂的“公訴轉自訴”案件。第三類案件與前兩類的區(qū)別是明顯的，而第一類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和第二類有證據(jù)證明的輕微刑事自訴案件之間有無區(qū)別呢？對此有兩種觀點，即“相同說”和“不同說”。認為我國法律中只有公訴權與自訴權之分，而自訴權中并無分別的是相同說，這兩類案件適用的原則和程序是一致的，沒有區(qū)別；認為這兩類案件的區(qū)別在于起訴書主體不同的是不同說，即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其只能由自訴人行使訴權主體是單一的，而有證據(jù)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訴權主體是混合的，可以是自訴人也可以是公訴人。筆者傾向于不同說。第一類案件所侵害的直接客體主要是公民個人的權利，而第二類案件侵害的直接客體種類就比較復雜。
根據(jù)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二）項的規(guī)定：“被害人有證據(jù)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案件：（1）故意傷害案（輕傷）；（2）重婚案；（3）遺棄案；（4）妨害通信自由案；（5）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6）生產(chǎn)、銷售偽劣商品案件（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7）侵犯知識產(chǎn)權案件（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8）屬于刑法第四章、第五章規(guī)定的，對被告人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其他輕微刑事案件。那么，這些輕微刑事案件是否一律屬不堪入目在訴案件呢？一種觀點認為，凡上述八種輕微刑事案件，都屬于自訴案件范圍，不能進入公訴程序；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上述八種輕微刑事案件既可屬于自訴案件，也可以屬于公訴案件，劃分標準就是看被害人有無足夠的證據(jù)證明犯罪。被害人有足夠證據(jù)的，就屬于自訴案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被害人沒有足夠證據(jù)的，可向公安機關報案立案偵查。筆者認為后一種觀點是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稱《六機關規(guī)定》）第4條第2款規(guī)定：“上述所列八項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于其中證據(jù)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由此規(guī)定可以看出，在一定條件下，這八種輕微刑事案件既可自訴，也可公訴，從而使得被害人在舉證不足時可以獲利國家偵查機關的幫助，通過國家機關的干預，使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得到真正保護。何為國家干預？筆者訴訟輥指國家有權機關通過法定程序，運用自身職權介入案件的偵查、起訴，保障法律的實施使被害人權利得以保護的制度。這種制度應該是國家機關的義務，且依職權行使，當然也可依自訴人的申請而行使其目的就是真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二、嚴把立案關，減小自訴案件收案范圍
觀點一：認為證據(jù)的“足夠”和“充分”程度應為被害人實現(xiàn)勝訴權的要求，不應成為實現(xiàn)起訴權的要求。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從立法本意來看，法律之所以把一些案件列為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主要是考慮這些案件不復雜，原被告明確，一般不需要專門的偵查機關偵查就能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僅通過法庭調(diào)查就可以認定事實，作出判決，充分體現(xiàn)了司法效率和經(jīng)濟效益。法院通過對告訴的案件進行嚴格的審查，也是為了更好、更有效地審結案件。現(xiàn)實中，被害人及其委托律師對取證確實力量有限，不如公訴案件中國家偵查機關可以采取各種強制措施準確、及時、全面地取得相關罪證，但這并不能尤為被害人可以用欠缺證據(jù)起訴立案的理由。修改前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六條中規(guī)定：“缺乏罪證的自訴案件，如果自訴人提不出補充證據(jù)，經(jīng)人民法院調(diào)查又未能收集到必要的證據(jù)，應當……”，而修改后的刑事訴訟已刪云了這條，也就是說自訴案件的舉證責任完全由自訴人承擔，自訴人如果舉證不能就會敗訴，這種風險不會因為法院降低立案門檻而降低，相反，嚴把立案關，通過國家干預及其他制度完全可以有效地維護被害人的權益。實踐中，在自訴人起訴之前一般說來都經(jīng)過公安機關的先行處理在這個過程中，對于確有侵害事實，而證據(jù)又不足的，公安機關應該立案偵查，經(jīng)過偵查，對于符合公訴要求的，應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對于符合自訴案條件的，可告知被害人提起自訴，有關的證據(jù)材料應允許被害人及其辯護人調(diào)取、復印、摘抄。
觀點二：認為自訴案件的一大特點就是人民法院可以進行調(diào)解和和解，既然能調(diào)解與和解，那么法院對證據(jù)就不必要求太高了。對此筆者也不能完全贊同。法律設立自訴案件的調(diào)解和和解程序，并不是以證據(jù)不充分為前提，最終目的是提高辦案效率并將矛盾及時化解，其前提仍然是需要證據(jù)充分、事實清楚的。另外，筆者認為，在刑事案件中對于調(diào)解應該加以控制，畢竟自訴案件也是刑事案件，通過對案件的審理，可以充分體現(xiàn)法律的威嚴。但調(diào)解的適用也會使當事人產(chǎn)生錯覺，即出了事也沒關系，只要賠償自訴人的損失就能解決問題，金錢和刑罰現(xiàn)上了等號，同時也損害了法律的尊嚴，使得刑事案件民事化的傾向很明顯。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于自訴案件應加強國家干預，扭轉被害人舉證困難的不利局面，同時應當減小法院自訴案件的收案范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