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鵬程 ]——(2013-4-12) / 已閱9113次
檢察權配置的原理
謝鵬程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 研究員
內容提要: 科學總結和正確闡述檢察權配置原理包括檢察權配置的內在要求和一般原則，是研究和解決檢察權優化配置問題的理論基礎。符合法律監督性質是檢察權配置的根本要求，有效履行職責使命是檢察權配置的直接目的，保證接受監督制約是檢察權配置必須考慮的控制措施。檢察權配置的一般原則主要有職責明晰原則、職能協同原則和效力保證原則。
一、檢察權配置的內在要求
各國及其不同歷史時期的檢察權在內容上都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別。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體制、法律傳統、實際需要和檢察機關的公信力等方面的差異綜合作用的結果。[1]檢察權的配置是國家立法的結果，也受到檢察工作發展的影響。在我國，配置檢察權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專屬權力，是全國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也受到國家機關和社會各界的影響。檢察權的配置，表面上是一種立法設計，實質上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難免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響，使其發展道路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坎坷和曲折，但是它的基本走勢和方向總是比較確定的，這是由檢察權配置的內在要求決定的歷史必然性。檢察權配置的內在要求，就是在探索我國檢察權演變的歷史進程，總結檢察權配置經驗的基礎上，從檢察權運行的角度反映檢察權優化配置的基本規律。理解檢察權配置的內在要求，才能把握檢察權演變的方向，自覺地推動檢察權的優化配置。
（一）符合法律監督性質
檢察權是一種國家職能，是檢察機關在國家機構中的角色和分工的體現。檢察權的配置首先必須反映和符合檢察機關的性質和定位。我國《憲法》第 129 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所謂法律監督，是指為了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檢察機關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通過偵查、公訴、訴訟監督等方式和手段，對法律實施活動進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監督。“法律監督是蘊藏在各項檢察職能中內在的、深刻的東西，是各項檢察職能最根本、最一般、最普遍、最共同的東西。這就是檢察權的本質，是各項檢察職能的共性。正是這一共性，使得各項檢察職能都具有了法律監督的根本屬性，都打上了法律監督的烙印。也正因為各項檢察職能都具有法律監督的屬性，才使我國的檢察機關成為人民代表大會下‘一府兩院’體制中的法律監督機關。可以說，我國憲法把檢察機關定性為法律監督機關，正是揭示了檢察機關的本質特性，體現了對檢察職能的內涵及其發展規律更深刻的認識和把握。”[2]我國檢察權的配置必須符合法律監督性質：
首先，各項檢察權都具有法律監督性質。檢察權是法律監督的實現方式和途徑，從屬于法律監督。換言之，法律監督是檢察權的共性，各項檢察權可能分別具有多種屬性，但都具有法律監督這一本質屬性。近年來，在我國和俄羅斯有一種主張，即認為檢察權中的主要內容是法律監督，但不完全是法律監督，或者說，檢察權中除了法律監督權還有其他一些權力。如我國有學者認為，檢察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追訴權，包括偵查和公訴；二類是訴訟監督權，包括立案監督、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執行監督等。[3]俄羅斯的一些學者也主張，法律監督只是檢察機關最為重要的職能，檢察機關除了具有法律監督權作為基本職權之外，還具有其他一些權力。[4]他們認為，法律監督權與檢察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法律監督權是檢察機關依據俄羅斯聯邦立法，在幾個特定領域進行法律監督的權力；而檢察權是檢察機關在法律監督權之外所應當行使的權力，包括追訴權、抗訴權等。[5]這些觀點還有一些不同的表現形態，可以統稱為檢察權多元論。多元論看到了各項檢察權能之間的差異性，卻忽視了它們之間的統一性，這不是辯證思維，而是形而上學。當然，從學術上說，深化對各項檢察權差異性研究，識別這些屬性及其必然聯系，也可以發現某些方面的規律，只要把這種認識置于特定的前提條件之下，對我們認識檢察制度和改進檢察工作同樣具有積極的理論指導作用。但是，如果以此為邏輯起點，構建檢察學理論體系，則難以解釋檢察制度的全貌；如果以此理論體系指導檢察制度體系的構建，則容易把檢察制度建設和檢察改革引入歧途。原因在于：一是檢察權淵源于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權，是由人大監督權派生的一項專門性的法律監督權，這是由檢察機關在國家機構中的定位所決定的。檢察權和檢察機關都以法律監督為本質屬性和基本定位。二是各項檢察權都具有不同的屬性，同時都以法律監督為本質屬性。我們不能以個別屬性、局部屬性、特殊屬性等非本質屬性代替或者否定本質屬性。三是在理論上多元論忽視了檢察權的內在統一性，既缺乏對現行檢察權結構的解釋力，也缺乏對檢察權演化的預見力，更無助于推動檢察權的優化配置，相反地，可能導致檢察權的肢解和不合理配置。
其次，只有具有法律監督性質的權力才適合納入檢察權。對于檢察機關來說，并不是擁有的權力越多越大就越好，不具有法律監督性質的權力原則上不應當配置給檢察機關。將不具有法律監督性質的權力納入檢察權，至少有兩個消極后果：一是導致權力沖突，影響各項權力的正確行使；二是導致權力濫用和誤用，影響檢察機關的公信力。譬如，有人曾經主張把人民法院的再審啟動權完全交給人民檢察院，即只有抗訴后才能提起再審程序，[6]以便形成完整的抗訴權和對審判的全面監督。這就把當事人的申訴權以及人民法院啟動再審的裁決權都劃歸檢察權了，但是，申訴權和裁決權都不具有法律監督的性質，不應當由人民檢察院來行使。當然，對于現行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批準和決定逮捕權，有一些學者認為不具有法律監督的性質，也不適合納入檢察權之中。我們不同意該觀點。任何一項權力都具有多重屬性，要準確地把握其主要屬性，不能僅僅從國外的傳統來看，也不能抽象地、孤立地看其某個屬性，而應當將其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以及具體的司法體制和訴訟程序中來認識。批準和決定逮捕權，就其淵源來說，是偵查權中強制措施適用權的一部分，是從逮捕權中分離出來的一項權力。在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為了加強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將這項權力賦予預審法官或者治安法官，從而在審前程序中形成對偵查權的監督制約。因而，人們通常認為它屬于司法權，但是那種預審法官或者治安法官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法官，其司法活動也不是審判活動，而是對偵查權的監督和制約。這種對偵查權的監督和制約在我國的司法制度中被納入了法律監督職能之中。相應地，在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中，沒有預審程序與審判程序的區分；而且，審判權是由人民法院獨立行使而不是由法官獨立行使的，如果我們套用西方的傳統，將批準和決定逮捕權都賦予人民法院，就可能導致人民法院先入為主，弱化人權保障，甚至妨礙司法公正。因此，主要由人民檢察院來行使批準和決定逮捕權，不僅能夠避免上述弊端，而且有利于加強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法律監督，有助于檢察機關及時發現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在我國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中，批準和決定逮捕權具有鮮明的法律監督性質，與其他檢察權是協調統一的，構成法律監督的重要手段。
最后，具有法律監督性質的權力并不都歸屬于檢察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性質和憲法定位決定了它具有發現、消除和預防違法犯罪行為從而保障法律正確實施的職能，但是，這樣廣泛的職能，如果全部由檢察機關來承擔，是不切實際的，必須有適當的分工和限定。換言之，檢察機關只能承擔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對于公共權力運行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只承擔兩個方面的法律監督職責，一是對訴訟中的執法和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的監督；二是對所有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追訴。對于公民和法人守法行為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只承擔追訴犯罪的職能。對訴訟以外的公權力違法的監督主要由行政監察機關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公民等實行；公民和法人的違法行為則主要由受侵害的當事人來承擔控告、舉報、起訴、申訴等責任。檢察機關保留職務犯罪偵查權是對嚴重的公職違法行為進行法律監督的需要，是保障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必要措施。從抽象意義上看，職務犯罪偵查權是偵查權的一部分，與普通犯罪偵查權沒有什么差別，應當屬于行政執法權，由公安機關等偵查機關來行使。但是，在我國的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中，職務犯罪偵查權除了具有一般的偵查權特征外，還具有更加突出的法律監督特征，因而由檢察機關履行職務犯罪偵查權是合理的制度安排。
符合法律監督性質，是我國檢察權配置的首要標準和第一要求，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既是檢察權擴張的根本依據，也是限制檢察權擴張的重要理由。從總體上說，它是檢察權優化配置的理論基礎。
（二）有效履行職責使命
檢察權配置的根本目的是保證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檢察權的配置必須保證檢察機關具備一定的發現、懲治和預防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能力。
首先，發現違法犯罪，是法律監督的前提條件。不知情、不能進行必要的調查，就不可能啟動相應的法律程序，就是無從開展法律監督活動。概括地說，檢察機關知情權的實現方式有兩種，即主動發現和被動發現。被動發現，即檢察機關具有受理一切法律監督范圍內的涉嫌違法犯罪的線索和材料的權力。主動發現，則需要法律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信息共享權、參與權、調查權。有些執法和訴訟活動具有一定的內部性，不參與就很難了解，需要法律明確規定檢察機關的介入權，譬如，現有的介入重大刑事案件偵查、列席審判委員會、參與刑罰執行等權力。對于一些涉嫌違法犯罪的材料，檢察機關必須進行調查核實，然后才能確定其性質和啟動相應的程序，譬如，對訴訟中違法行為的調查權、對職務犯罪線索的初查權等。另外，《反腐敗國際公約》第 50 條規定：“為有效地打擊腐敗，各締約國均應當在其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許可的范圍內并根據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機關在其領域內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認為適當時使用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和特工行動等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由這些手段產生的證據。”2012 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此作出了相應的程序性規定。目前看來，有待法律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實現知情權的方式：一是檢察機關與相關部門執法信息共享機制，特別是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獲得法律監督范圍內的違法犯罪信息和情況；二是對訴訟違法行為進行法律監督調查。
其次，懲治違法犯罪，是法律監督的重要手段。檢察機關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方式主要有偵查、批準或者決定逮捕、起訴、抗訴、提出糾正違法意見、檢察建議等。這些懲治措施有兩個特點：一是它們基本上是程序性的，可以稱為“程序制裁”[7]，通常包含或者涉及一定的實體內容。二是這些懲治措施都不是終極性的，有待審判機關或者其他機關裁決，當事人可以抗辯或者申訴。雖然檢察機關的懲治方式是程序制裁，但是它們是違法犯罪行為受到實體制裁的前提和條件。另一方面，程序制裁不僅具有追訴職能，而且具有一定的懲罰功能，這種懲罰包括對實體違法和犯罪的懲罰以及對訴訟中違法行為的懲罰。對實體違法犯罪的懲罰，主要是立案、偵查、起訴和監督裁判執行。這種懲罰相對人民法院的裁判來說，是輔助性的、保障性的措施，不以懲罰為直接目的。譬如，對于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未立案的，檢察機關有權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在審查起訴中發現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實行逮捕而未逮捕的，可以決定逮捕；對下級人民檢察院應當起訴而不起訴的，上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起訴；等等。對程序違法的懲罰，主要是針對偵查人員、審判人員和刑罰執行人員在訴訟中的違法行為采取的制裁措施，譬如，非法證據排除、撤銷案件、不批準逮捕、不起訴、解除羈押、中止執行，提出糾正違法意見，等等。
最后，預防違法犯罪，是法律監督的重要目標和社會責任。發現和懲治違法犯罪的目的都是為了預防違法犯罪。最大限度地降低違法犯罪發生的可能性就等于保障了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在這個意義上說，預防違法犯罪是法律監督的目的。另一方面，預防違法犯罪特別是預防職務犯罪也是法律監督的一項工作，是檢察機關承擔的一種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這是因為檢察機關是追訴犯罪的職能部門，對違法犯罪特別是職務犯罪發生的現狀、原因和規律的認識比較全面和深入，結合辦案開展預防工作，具有一定的優勢和便利。從現行法律來看，檢察機關沒有預防違法犯罪的法定職能和法定程序。然而，從這些年來的實踐和國外的情況來看，檢察機關立足法定職能，開展預防工作，效果特別是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是很好的。因此，我們可以把檢察機關的預防犯罪工作視為法律監督職能的合理延伸，是法律職責之外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
發現、懲治和預防違法犯罪是檢察權運行的三個相互關聯和相互依賴的環節。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可缺少，而且弱化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會影響其他環節的職能作用。因此，檢察權的配置只有全面地考慮這三個主要環節的權力設置，才能發揮法律監督的整體效能。
（三）保證接受監督制約
在法治國家，任何一個機構的權力都是有限的，而且是受到監督制約的。在西方國家，主要是通過三權分立來實現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通過“一元分立”[8]來保證權力的正確行使的，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一元分立是由民主集中制、分工制約和專門監督三個方面構成的。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國家機構設置和運行的基本原則，它既是調整各個機關之間關系的原則，也是調整各機關內部關系的原則；分工制約是指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軍事機關之間依照憲法規定分別履行一定的國家職能，并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的關系。由于國家權力機關是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軍事機關的上位機關，因而它們之間不存在制衡的關系。專門監督主要是由作為獨立國家機構設置的法律監督機關即人民檢察院，設于政府之內的審計機關，以及分設于各國家機關的行政監察部門來承擔的。行政監察部門負責對違反行政法律和紀律的行為進行監督和處理，檢察機關負責追訴犯罪和審查糾正訴訟中公權力機關的違法行為。
檢察機關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機構。它既要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又要接受監督制約。首先，合理分工，保證檢察權的有限性和相對性。這里主要是指檢察機關與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之間的分工。檢察權的法律監督性質決定了它不是一種終極性的裁決權，而主要是一種調查和追訴權。這種權力本身具有一定的程序制裁功能，但主要不是制裁，而是提請制裁，因而往往有后續程序的審查和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檢察權的危險性和濫用的可能性相對較小。檢察權中那些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權且缺乏后續程序的關鍵環節的權力可以統稱為“消極型檢察權”，如撤案決定權、不移送審查起訴權、不起訴權。對于這些消極型檢察權需增設一定的外部監督程序（如人民監督員制度），以防止打擊犯罪不力。對于立案決定權、職務犯罪偵查權、起訴權、抗訴權等積極型檢察權，雖然有后續的程序，但是如果這些權力行使不當，既可能給當事人權利造成侵害，也可能給國家利益造成損害。從我國現行法律來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對象、范圍、手段、方式、效力都是有限的，其獨立性也是相對的。實踐中存在的權力濫用現象，主要不是因為權力本身的錯誤，而是運行過程中的控制不當。人們往往因為這些積極型檢察權的運行不當而認為檢察權強大。因而需要防范濫用“不立案決定權”，防范“選擇性執法”。如果檢察機關做到了有案必查，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威力就不是檢察機關的威力，而是法律的威力了。
其次，完善檢察權運行規則，保證檢察權運行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運行規則包括實體規則和程序規則兩個方面，形式上是對已有權力的規范化，但實質上是對權力的二次分配，它涉及誰行使哪項權力、如何行使。檢察權運行規則，不僅是檢察人員依法履行職責的準繩，而且是內部和外部監督制約的基礎。只要把執法規則和檢察活動公開，就可以把檢察權的運行置于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監督之下，并且受到相關國家機關的制約。我國的法律規定一般比較概括和原則，除了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作了大量司法解釋之外，檢察機關還制訂了許多內部規則或者指導意見。這些內部規則內容更加細密、操作性更強，但往往透明度不高，有些還是保密的，公民和法人難以獲知。當然，最不透明的是有關職務犯罪線索的管理，這當然有保護被舉報人隱私和名譽的考慮，但也要防范選擇性辦察的發生。另外，在檢察環節發生的某些訴訟結果透明度也不夠，除了當事人獲知外，其他人也難以得知。雖然檢務公開實行了多年，但是在一些重要環節仍然沒有突破。
最后，健全監督制約機制，保證對檢察權監督制約的及時性和有效性。監督與制約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是對權力行使的約束、限制和控制，都能起到防止和糾正工作中失誤的作用，目的都在于保障執法和司法機關正確地認定事實和運用法律。監督與制約的區別在于：第一，制約與監督的行為走向不同，制約是互相的，而監督是單向的。制約是由相關權力主體（機關、機構或個人）各自承擔特定的執法任務所產生的，這種相關性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各權力主體處于權力運行的不同程序和階段，有前后之分，前后權力行使的結果形成互相制約；二是各權力主體在同一程序或階段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通過共同參與和相互辯論對最終結果形成制約。第二，制約與監督的影響范圍不同，制約的影響在于它對上一個環節中權力行使的結果做出評判以及決定是否啟動下一個環節的程序，而監督是對權力行使過程或者結果提出意見或建議。第三，制約與監督的效果或影響方式不同，制約對于受制約方是決定性的、負完全責任的，不要求被制約方作出積極的回應，受制約方要么接受制約方的決定，要么依法選擇其他的程序或路徑繼續推進；而監督對于受監督方的決策和行為是督促性的，要求被監督方做出積極的回應，但不具有決定性，也不一定參與決策，因而不負決策和執行責任。監督制約包括內部的監督制約和外部的監督制約，都是保障權力依法正確行使的重要機制，兩者的適用范圍不同，效力也不同，各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意義。在配置檢察權的過程中，既要考慮到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但也不能過于依靠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因為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檢察機關，內部的一元化程度較高，可能使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失靈。
符合法律監督性質是檢察權配置的根本要求，有效履行職責使命是檢察權配置的直接目的，保證接受監督制約是檢察權配置必須考慮的控制措施。這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了檢察權配置的內在要求，是優化檢察權配置的基本原則。在這個意義上說，違反這三個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都是不合理的權力配置。只有統籌兼顧這三項原則或者三項內在要求，才能實現檢察權的優化配置。
二、檢察權配置的一般原則
檢察權配置的內在要求，從發生學意義上分析了檢察權的來源和根據，揭示的是檢察權配置的實質要件；而檢察權配置的一般原則，則從立法技術和檢察權運行需要來研究和分析檢察權配置的參考因素，揭示的是檢察權配置的形式要件。檢察權配置的一般原則主要有職責明晰原則、職能協同原則和效力保證原則。
（一）職責明晰原則
職責明晰，是檢察機關全面正確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重要條件。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機關，其職能活動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界定的范圍和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如果法定的職責不清晰，檢察機關就無法正確履行職責。一般而言，職責的劃分或者職責的部門化主要有四種標準或者方法，即功能標準、程序標準、管理對象性質、地區標準等。檢察機關的性質、地位和職能作用是界定檢察權范圍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分別或者綜合運用這些標準來界定檢察權的范圍。
以功能標準來界定檢察權范圍，是指國家立法根據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功能來配置檢察權。只有需要通過法律監督來保障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職能，才能設置為檢察權。國家將法律監督職能統一配置給檢察機關，將同一性質的職權交由檢察機關統一行使，有四個方面的好處：一是以功能區分，容易明確界線，職能與責任相統一。二是符合專業化分工的要求，提高效率。“職有專司，克奏其功。”三是事權劃一，職權明確，力量集中，在決策、執行和監督三個環節之間容易形成一致性。四是符合經濟原則，便于人、財、物的統一分配和使用。
以程序標準來界定檢察權范圍，是指國家根據工作流程和訴訟階段分配檢察機關的職權。這對程序性較強的檢察工作特別適用。在不同性質的訴訟中和在訴訟的不同階段，檢察機關都要根據法律監督這一總的職能定位和相關的訴訟規律，承擔不同的角色，行使不同的權力。這不僅有利于保障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維護司法公正，而且便于檢察工作程序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統一，從而加強檢察管理，提高檢察工作效率。
以管理對象的性質為標準來界定檢察權范圍，是指根據管理對象的特定種類（如地域、身份或者從事的工作）確定檢察機關行使職權的對象。按照現行法律，檢察機關的管理對象主要是有職務犯罪嫌疑的公職人員、在訴訟中有違法行為的公職人員、作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公民和法人。不涉嫌犯罪的公民和法人、訴訟活動以外發生違法行為的公職人員都不屬于檢察機關管轄的范圍。由此，可以看出，檢察權的重點在于監督公職行為。即使履行公訴職能，其職責也不限于追訴犯罪，還要對審判活動進行法律監督。
以地域管轄標準來界定檢察權范圍，主要是指根據不同的地域管轄來劃分不同級別的人民檢察院的職權范圍。各級人民檢察院的共同職能是法律監督，但是履行職能的范圍和方式都應當有所區分。上級檢察機關除具有下級檢察機關的職權外，還具有復議、改變下級院的決定、業務領導等職權，最高人民檢察院還具有司法解釋權、立法解釋提請權、立法案提請權等。
職責明晰原則，既是管理工作的基本準則，也是權力配置的一般原則。任何職能部門的設立和運行都是從職權界定開始的。檢察權的配置及其優化，必須對各項檢察職能進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從理論上和實務上作出明確的界定，使檢察人員和社會各界都能明確檢察機關的職責所在。職責明晰原則主要包括如下六個方面的要求：什么工作？誰負責？目標是什么？對誰負責？工作的時間期限？工作的方法和程序是什么？只有這六個問題都有明確的答案，職責的劃分才算是清晰的。因此，國家在立法中配置檢察權時要做到職權的范圍、責任、目標、組織者、期限、運行程序等都有明確的規定，以保證法定的權力轉化為實際的權力，實現檢察權配置的預期目的。
（二）互補協同原則
檢察機關具有偵查、批捕、起訴、抗訴、提出糾正違法意見和檢察建議等多項職能，這些職能在性質上統一于法律監督，在運行中必須互相結合、互相補充、互相支持從而發揮更大的整體效能，這就是檢察權配置的互補協同原則。它包含互補效應和協同效應兩個方面的要求。互補效應和協同效應都來自物理化學，互補效應是指影響同一性狀的兩對非等位基因中的兩個顯性基因同時存在并決定某一新性狀，其中任何一個基因發生突變時，都會導致同一突變性狀的產生。協同效應又稱增效作用，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成分相加或調配在一起，所產生的作用大于各種成分單獨應用時作用的總和。互補效應和協同效應有一個共同特點，即 1 + 1 ＞ 2。不過，互補效應是通過一項職能為主而另一項職能為輔來實現的，或者說一項職能發揮直接作用而其他職能發揮潛在作用；而協同效應則主要是通過兩項以上的職能共同發揮作用來實現的。譬如，職務犯罪偵查權與訴訟監督權之間存在一定的互補效應，在訴訟監督過程中，監督對象不配合甚至抵制時就不得不考慮檢察機關可能調查其違法行為背后是否涉嫌職務犯罪。這樣，雖然沒有直接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但是它已經發揮了間接的作用，保障或者促進了訴訟監督權的實現。公訴權與訴訟監督權之間存在一定的協同效應，在起訴過程中，不僅僅要審查證據是否合法、客觀、充分，還要對偵查活動和審判活動是否合法進行審查，既要發揮追訴職能，又要發揮訴訟監督職能，以保證司法公正。
近年來，有些學者主張取消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或者訴訟監督權等，設想把檢察機關轉變為純粹的公訴機關，這種觀點不僅忽視了我國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的結構特點，還忽視了檢察權內部各成分之間必要的互補效應和協同效應。正是因為現行檢察權內部存在一定的互補效應和協同效應，我國檢察機關在檢察權范圍比較窄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比較好地履行法律監督職能。
（三）效力保證原則
法律監督活動即各項檢察權的行使都必須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否則，檢察機關就難以有效地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就難以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當事人的權益。具體而言，效力保證原則，是指國家配置任何一項檢察權，都應當同時明確其效力，規定其法律后果。現行法律對檢察權的配置，從法律上說，存在著手段不足、缺乏后續程序和法律后果等問題；從實際工作來說，存在著被監督機關消極應付甚至直接抵制的情況。譬如，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后，公安機關立而不偵；提出糾正違法意見或者檢察建議后，被監督機關或者工作人員置若罔聞，或者知錯不改，法律上沒有任何后果，檢察機關也沒有其他措施。這就可能使某些法律監督職能落空，既有損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也未達到法律配置有關檢察權的預期目的。
效力保證原則實質上是法律規范完整性的要求和體現。除了部分授權性規范和義務性規范以外，法律規范在邏輯結構上應當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個要素構成，或者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兩個要素構成。效力保證原則強調的是，有關檢察權配置的法律規范原則上應當有相應的制裁或者法律后果。相反地，缺乏制裁或者法律后果的法律規范本身是不完整的，是立法的缺陷。
各項檢察權力都應當設置與其相匹配的制裁或者法律后果。這包括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各項檢察權需要有相應的制裁或者法律后果作為保證；二是給各項檢察權設置的制裁或者法律后果應當符合該項檢察權的性質和任務。換言之，具體的裁制或者法律后果必須根據特定檢察權能在訴訟程序中的分工、目的和強度分別設置。譬如，檢察機關不批準逮捕后，公安機關仍然不釋放犯罪嫌疑人的，檢察機關可以追究有關公安機關或者公安人員非法羈押的法律責任。對于強度較弱的檢察權，則可以設置報告或者提請被監督單位的上級機關督辦的程序。譬如，對糾正違法意見（或者通知），被監督單位除有異議可以申請復議外，必須立即執行，否則可以提請其上級機關追究其違法責任；對于檢察建議，被監督單位應當及時反饋采納建議的情況；否則，檢察機關可以報告上級機關并通過上級機關向被監督單位的主管部門提出意見或者建議。
注釋:
[1] 張智輝指出：“檢察權具體內容上的區別，至少是由以下三個因素決定的：（1）檢察機關的性質和任務。……（2）法制傳統。……（3）本國的實際情況。……”參見張智輝：《檢察權研究》［M］，中國檢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6 －107 頁。
[2]漠川：《法律監督與檢察職能的辯證統一》［N］，《檢察日報》，2011 －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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