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澤毅 ]——(2014-2-25) / 已閱11367次
保險人說明義務基本內涵是指保險人在保險合同訂立階段，依法應當履行的，將保險合同條款、所含專業術語及有關文件內容，向投保人陳述、解釋清楚，以便使投保人準確地理解自己的合同權利與義務的法定義務。[1]對保險人說明義務的界分與厘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實證分析：基于三個法律文本司法解讀
[文本一]張某等五人訴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臨沂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平安人壽）意外傷害保險合同糾紛案。[2]張某等五人系投保人張甲的法定繼承人。2007年5月9日，張甲在平安人壽投保平安養老險意外傷害保險一份，后由業務員為其從網上生成電子保單一份，被保險人為張甲，受益人為法定；保險期限為一年，意外身故保障60000元。同年5月14日，張甲無證駕駛無號牌農用機動三輪車發生交通事故死亡。事故認定張甲單方責任。之后，張某等五人向平安人壽申請理賠，平安人壽以張甲系無證駕駛無號牌的機動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身亡，屬于保險公司的責任免除范圍而拒賠。張某等訴至法院，要求平安人壽給付保險理賠款及利息計65000元。
一審法院認為，平安人壽以“被保險人無證駕駛無號牌的機動交通工具”為由抗辯免除賠償責任，但未提供證據證實其已在投保人投保時履行了相關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原告也否認被告向張甲出具并明確說明保險條款。遂判令被告給付原告保險理賠款60000元。平安人壽就免責條款已向投保人作出了明確的說明與解釋為由提出上訴。二審法院認為，雙方爭議焦點是上訴人是否向投保人提供保險合同條款以及是否就保險合同中責任免除條款向投保人進行明確說明。上訴人稱，上訴人在公司網站的投保頁面上設置了責任免除條款的強制閱讀界面，只有閱讀完畢該頁面的全部內容后，方可完成注冊開通的步驟，因此投保人已經閱讀了責任免除條款。但被上訴人主張該保單是由上訴人的業務員生成的。上訴人亦未提交證據證實電子保單是投保人自己生成的，且生成的電子保單上沒有關于提示投保人注意免責免除條款的信息，因此，上訴人不能證實張甲閱讀了責任免除條款。二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文本二】張某訴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某支公司（以下簡稱中國財保）保險合同糾紛案。[3]2010年1月19日，張某以其所有的紅旗牌轎車與中國財保簽訂了商業險合同一份，雙方約定機動車損失險的保險金額為140000元。同年10月10日晚22時許，其駕駛投保車輛被碰撞，造成損失21580元。另查明，雙方合同約定保險車輛出險后，未經交警部門或被告單位同意，擅自撤離現場，保險人最高承擔核損金額50％賠償責任，直至拒賠。張某于次日12時向被告報案。
一審法院認為，雙方保險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作為投保人，其所投保車輛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事故后，在被告規定的時間內向其報案，不違反其內部約定，對原告所有的車輛受損后，去專業維修公司進行修理，其產生的合理費用被告應予賠償；但按照雙方對“保險車輛出險后，……保險人最高承擔核損金額50％賠償責任”的約定，遂判令被告支付保險賠償款10790元。張某以被告未盡到說明義務、免責條款對其無效為由提出上訴。二審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是被上訴人是否就保險合同的免責條款向上訴人盡到明確說明義務。對此雙方在特別約定上有簽字，應認定被上訴人就該免責條款對上訴人盡到了明確說明義務，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文本三】于某等四人訴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合財保）保險合同糾紛案。[4]2007年3月9日，房某為其所有的解放牌貨車和掛車在聯合財保投保了車上人員責任險和不計免賠率的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同年10月31日23時，房某駕駛該車與劉某駕駛的重型半掛牽引車發生碰撞，造成房某和劉某當場死亡的事故。事故認定房某負事故的主要責任，劉某負事故次要責任。房某的法定繼承人于某等四人對因保險事故造成的損失訴諸法院。
一審法院認為，房某與被告簽訂的機動車保險合同屬有效合同。被告主張房某在該交通事故發生時駕駛證已超過有效期限，該事故損失屬于保險合同的免責情形，應不予賠償。一審法院認為，“無駕駛證或駕駛證有效期已屆滿”，保險人不負責賠償的條款，系保險合同約定的免除責任的格式條款，被告對該條款的內容及含義應向投保人盡明確說明義務，被告關于已將該免責條款對原告盡明確說明義務的主張，證據不足。依法判決被告在機動車輛損失保險和車上人員責任險的責任限額內給付保險金等257697.36元。被告以已就保險合同內容及免責條款向投保人進行明確說明為由提出上訴。二審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是聯合財保是否就免責條款向投保人進行了明確說明等四個問題。關于明確說明義務的觀點與一審一致。……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但判決結果不當，應予糾正。判決聯合財保賠付保險金178448.72元。
通過以上三個法律文本的法理解讀，可以看出，三個實證法律文本中，案件的法律事實這個大前提不盡相同，但訴爭雙方爭議的焦點均為保險人是否已經盡到了說明義務。[文本一]的推定說明因證據不足而敗訴，[文本二]的簽字生效，按約賠付，[文本三]的簽字不實，承擔了敗訴風險。這說明了保險法不完善、保險公司管理不規范、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工作不嚴謹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保險誠信為本的大原則下，如何界分責任、厘定標準的問題。從法律層面考量，無論是保險人，還是被保險人，本著誠實信用原則簽訂保險合同等民事行為，本應是每個民事行為主體應盡的義務，不應心存欺詐，否則，合同自始無效。[5]保險人在與投保人訂立保險合同，須對合同內容作確定性解釋和澄清，使投保人能夠了解合同的內容。[6]鑒于保險合同簽約雙方對條款約定的知悉程度、理解深度、利益角度不一，因保險人說明義務引發的保險合同糾紛案件屢屢發生，一方面，投保人指責保險公司業務員沒有就免責條款作清楚解釋，并由此主張這些條款無效；另一方面，保險公司抱怨訴訟中已經履行說明義務的舉證得不到法院采信和支持。可見，立法上明確保險人說明義務的履行方式和界定標準，有利于投保人利益保護、保險交易安全和市場穩定，實現司法在這個領域中的糾紛解決的基本功能。
二、司法困惑：保險利益的分化均衡
保險人明確說明義務的判斷標準不僅是理論界、立法者的難題，更是審判實踐中的疑難問題，司法實踐中的應用爭議頗多。從本體論的角度來分析，這是一種利益上的博弈，實踐中有一些技術上的難度。
（一）裁判標準不固定。在保險合同訴訟中，一方當事人也就是保險人往往認為法官只要找不到其他認定其敗訴的理由，就利用其違反“說明義務”來裁判。而另一方當事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訴訟請求一旦法院沒有支持，抵觸情緒比較大。大部分法官認為保險公司是強者，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是弱者，基于保護弱者的良法基礎，依據這樣的“情感判斷定勢”，在審判時往往會作出對保險人不利的判決。這種司法判斷更多注重的是情感與倫理判斷，而忽視了證據規則的準確運用，同時由于法官個人情感傾向的不同，裁判標準就難以控制。人民法院在審理保險合同糾紛案件時，需要對投保人和被保險人進行扶助，但這種對弱者的扶助應當以實現保險合同糾紛當事人之間的實質平等即公平合理為限度，超出此限將違背法律的基本正義，走向損害對方當事人權利的一端，背離平等保護的目的。[7]這種帶有感情“傾向性”個案裁判結果，從保護長遠與總體的社會利益來分析，不利于社會保障體制的健康發展，更不利于社會保險領域內的公正秩序的建立，最終損害了這一法域內的一般正義。
（二）實質審查太抽象。目前，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對于保險人的說明義務規定和審查注重形式正義，法官審理保險合同糾紛案件時往往將保險人的說明義務理解為實質上的說明義務。形式判斷標準是以保險人說明義務的履行方式、形式進行判斷。實質判斷標準是指以投保人對免除責任條款真實含義的實際理解為基準進行判斷。[8]立法對于保險人的實質說明義務過于抽象，法官在裁判時只能結合形式判斷標準進行綜合考量。司法實踐中保險人是否履行了說明義務已經轉化成一個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從程序正義的視角來考量，保險人只要能說明履行了說明義務就可以勝訴。在司法實踐中對以上問題的焦點和趨勢是對處于相對強勢的保險人較多地采取比較苛嚴的態度。
（三）權利義務不對等。保險法的相關規定只是明確了保險人的說明義務，這與保險業的現實有一定的關聯，對于保險條款的把握和理解，因為是格式條款類的合同，保險人占有足夠的優勢，但這實際上是豁免了投保人自行閱讀和理解保險條款以主動規避交易風險的義務，這是另一個極端。這種極端下的現實是實踐中巨大法律風險并沒有促使保險人履行其說明義務，保險人仍然寧愿冒犯這一法律風險，也不去對保險格式條款作實質而有效解釋和說明。在民事法律行為中，權利義務對等原則是基本原則，投保人自己應當具備起碼的交易謹慎和注意義務，這不但不會損害到其知悉權，還會更好的促進和保證權利的真正實現。這種權利義務的不對等，往往造成司法裁判難題。
三、價值維度：保險利益的博弈趨向
從法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出發，保險利益的衡量與分配是一種博弈論下的價值維度，成本分析與效率追求在保險說明義務履行上是本體性向度。從一般語義上分析，保險人說明義務中“說”的主體是保險人，客體是投保人，“明”的主體是投保人，客體是保險人，投保人是否“明”的判斷是其主觀方面，具有易變性，其外在表現應該統一為真實意思表示的簽字。
（一）保險人說明義務立法梳理。1995年保險法規定了保險人的說明義務；2002年保險法修訂基本沒做改動；2009年保險法修訂，第17條第1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的，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單應當附格式條款，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合同的內容”，第2款規定“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生效。”上述規定確立了我國保險人的說明義務，為使上述規定便于操作，就保險人說明義務，許多地方高院制訂了指導意見。
（二）保險人說明義務的理論基礎。保險人說明義務的立法依據和價值基礎是最大誠信原則。保險法律關系中，雙方當事人的地位實質上是平等的，但由于保險業的行規，格式合同是實施保險民事法律行為的主要載體。學理上稱保險合同為射幸合同。保險合同中，雙方的利益是完全對立的。在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對于保險利益的爭取，保險人往往會千方百計地利用法律和合同條款來推卸或減輕其責任。投保人則希望以最少的保費獲得最多的補償。由于利益的驅動，對于保險條款的擬定、訂立和理解，往往難以實現誠實信用的基本意思表示。這種道德風險的存在是保險人說明義務產生的現實基礎。這種道德標準的司法判斷和支持尤為重要。
（三）保險人明確說明的價值分析。保險利益均衡是保險說明義務的最終法理根基。在保險契約訂立過程中，保險人在保險條款理解上提供幫助形成了投保人的充分信賴，而在締約之前對投保人意圖轉嫁或讓渡危險或貪圖保險金的主觀意圖及投保人故意隱匿的信息難以真正核實，保險人和投保人往往形成利益最大化的兩極紛爭。隨著社會經濟條件和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境遇的變遷，單一的被保險人告知制度之不合理性和顯失公平性日漸凸出。如果不對保險人課以對其掌握信息充分披露、說明和解釋義務，既違背最大誠信原則，又對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也不公平。目前保險法上的告知和說明義務制度在整體上的演進趨勢是：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之保險契約法，均呈現出被保險人告知義務之緩和化與保險人說明義務之擴張化趨勢。這種趨勢的最基本原因是利益均衡的基本法理要求。
四、完善構想：保險利益的雙贏追求
（一）書面說明的基本要求和司法判斷。對于保險人以口頭形式所作針對保險格式條款的回答或說明，若關系到雙方當事人的重大權益，雙方當事人認為有明確的必要，可以附加條款的書面形式予以明確。保險法規定保險人的說明方式可采用書面或口頭形式。但口頭說明或無書面的其他方式，保險人難以證明自己履行了說明義務，投保人亦難以證明其未履行義務，形成誰承擔舉證責任就對誰不利的局面。[文本一]中雙方就是如此。筆者認為，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說明方式，應從法律上限定其必須采用書面形式。保險人可以就每一險種擬制一份通俗易懂的說明書，作為投保單的附件，以雙方當事人簽名表示說明義務的履行。若投保人能夠證明說明書的設計有重大遺漏或不真實，或保險人在說明時有欺詐等行為，即使說明上有當事人的簽名，亦應認定保險人未盡說明義務。[文本三]中就出現這個問題。
（二）保險人說明義務的履行方式之區別對待。同案能否同判已成為人們判斷司法是否公正的一個默認點。保險法只是嚴格規定了保險人的主動說明義務，司法實踐中也嚴格適用，甚至有些時候是濫用。司法自由裁量權在此領域受到質疑頗多。我們應該確立保險人說明義務從主動說明到主動與被動說明相結合的履行方式。保險法規定保險人負有向投保人就保險格式條款的內容和含義主動進行釋明義務。
對于保險合同中的不對等的只限制投保人或受益人享受權利，而客觀上免除了保險人義務的條款，保險人必須履行主動說明義務，這需要立法部門進行列舉式規定。除此之外的條款，保險人則被動的等待投保人進行詢問，但這種詢問的權利也必須明示給投保人。對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所有條款，都有權利要求保險人作出明示說明的權利。具體技術操作上，保險人應當在保險合同的每一頁的顯要位置以醒目文字提醒投保人務必認真閱讀和理解保險條款，保證廣大投保人能夠基本讀懂保險合同文本，幫助投保人理解同時縮減締約成本。在此情形下，投保人或受益人，依舊怠于行使自己的知情權而草率簽字確認，法院可以認定保險人已經盡到了說明義務。
（三）主、客觀方面相結合的司法判斷標準。對于保險人是否已經盡到說明義務的司法判斷需要多種因素的理性認知。主客觀相結合的司法判斷標準也不是孤立的。保險人主觀方面履行了應盡的說明義務的行為，主要體現在保險合同上說明的內容和方式這些書面證據。這些技術性操作足以證明保險人主觀方面盡到了說明義務。同時，客觀事實中的有些投保人的行為，也足以說明保險人主觀方面的行為已經實施。司法實踐中，以運輸公司為原告的保險合同訴訟案件占有較大比例。運輸公司在為其所有或掛靠的車輛購買保險時會比較不同保險人的保險條款，往往就同一險種數次投保，發生保險糾紛時，運輸公司再引用保險人未盡說明義務要求其承擔保險責任，顯然有失公平。
保險人已經盡到說明義務的客觀方面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已經理解并承諾了保險條款的事實與證據，主要是保險合同上的簽字。司法實踐中，受益人的抗辯理由一般是沒有明示告知或重大誤解，或者同意和知曉告知內容的方式存在瑕疵，即簽字虛假。結合保險人的主觀方面的說明義務，即其說明的行為，對投保人或受益人承諾的判斷。對于保險人應予主動說明的免除責任條款、專業術語等內容，一般采取理性公眾理解標準，即要求保險人的說明程度須達到具有普通知識與平均智力水平的一般保險外行人理解的程度。而對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自己詢問的條款，則不能以沒有理解或重大誤解為抗辯理由，因為這些條款本身需要投保人盡到足夠的注意義務。
注釋:
[1]徐衛東：《保險法論》，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頁。
[2]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臨商終字第430號。
[3]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臨商終字第493號。
[4]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臨商終字第458號。
[5]溫世揚：《保險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頁。
[6]前引[1]，第123頁。
[7]劉崇理：《保險合同糾紛當事人的平等保護》，載《法律適用》2010年第8期。
[8]覃有土、樊啟榮：《保險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頁。
出處:《山東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