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5-5-29) / 已閱8085次
上級法院，且慢“聯合督辦”案件
楊 濤
筆者對公、檢、法三機關督辦案件頗有親身體驗，2001年“嚴打”斗爭開展后，我在政法委臨時成立的“嚴打辦”工作過一段時間。那時，上級機關督辦案件風行一時，從中央到地級市，從法院到檢察院、公安局，都有自己的掛牌督辦案件，成為了“嚴打”斗爭的一種工作特色。
如今在打擊賭博違法犯罪的狂飚突進斗爭中，督辦案件的形式又充分運用起來了。《新京報》2月26日報道，25日上午，全國集中打擊賭博違法犯罪活動專項行動辦公室對外公布了首批破獲的22起涉賭案件。這批案件將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督辦。最高法、最高檢近日已向相關地區發出通知，要求把這批案件作為重點，依法從快批捕起訴，從快審理。
所謂督辦，從字面上理解便是督促辦理，也就是上級機關督促下級機關認真、迅速辦理有關事項。這是一種典型的行政措施，首先，上級機關對于下級機關要有領導關系才能有足夠的權威督促下級機關；其次，督辦的過程也就是貫徹上級機關意圖的過程；再次，在督辦措施的運行中，必然要求下級機關及時向上級機關匯報有關處理的進展情況，上級機關也要經常檢查、了解情況，并作出相應的指導（最高法就要求相關高級人民法院對起訴到法院的案件，作好指導和督辦工作），這些都是一種行政措施運作的表現。對于這一措施在辦理刑事案件中運用，筆者認為，上級公安機關和上級檢察機關進行督辦案件，無可厚非，因為這二個機關上下級之間是領導關系，上級機關進行督辦案件，對于加快案件的處理和排除地方的干擾是具有好處的。但是，法院作為純粹的司法機關，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進行案件督辦，并不符合司法規律。
首先，上下級法院之間是監督而非領導關系，一級法院不僅獨立于行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個人，同樣也相對獨立于上一級法院，上一級法院對下一級法院的監督是通過發布司法解釋（指最高法院）、工作規范和對個案的上訴案件的審理、再審案件來進行。督辦這種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上級法院以行政化的方式要求下級法院貫徹其意圖，損害了一級法院自主審判案件的獨立性。
其次，上級法院在督辦過程中，不免要聽取匯報、進行指導，這實際上就上級法院提前進入審判程序，下級法院的審判等同于上級法院的審判。這和人們所詬的“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案件”制度并無區別。這使得上訴審程序虛化，侵犯了被告人的上訴權。
既然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進行案件督辦不符合司法規律，那么上級法院參與到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聯合督辦”中，就更不妥當。
第一，法院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行使不同的職權，法院行使審判權，檢察院行使檢察權，公安機關行使偵查權，三機關“聯合督辦”，實際上就是混淆各自的職權。
第二，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三家一聯合督辦，配合是加強了，但制約無形就弱化甚至沒有了。經驗表明，在“嚴打”斗爭和各種專項打擊犯罪運動時，由于過于強調對犯罪的打擊，不免有侵犯人權的現象及冤假錯案的機率也大大增高，1983年的“嚴打”斗爭，就因為過度強調“從重、從快”及“三機關配合”，留下了一些冤假錯案的后遺癥。因此，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越是強調要嚴厲打擊犯罪的時候，法院尤其要發揮平衡器的作用，做到中立、公正，避免侵犯人權現象的發生和留下冤假錯案的后遺癥。
從上級法院督辦案件的背后，我們看到法院系統行政化的頑癥。長期以來，法院的人事管理和案件審判，都是以一種行政化的形式來進行。法院的人、財、物并不具有獨立性，都在地方行政機關的控制之下；法院對于案件的審理也存在院長審批制度，院長可以不同意合議庭的意見，將案件駁回或提交審委會討論；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案件處理也是流行一時。這些行政制度和措施的存在，就不難理解上級法院督辦案件措施的順利出臺，并在實踐中暢通無阻。
從上級法院參與到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聯合督辦”的背后，我們更看到法院地位邊緣化的尷尬處境。雖然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是現實中，法院的人、財、物都在地方行政機關的控制之下，法院的人事提拔、各種資源的獲得都依賴于行政機關，那么亦步亦趨緊跟行政機關，參與行政機關發起的各種重大活動，以提高自己在行政機關心目中的地位就是法院的當然選擇。因此，法院參與到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聯合督辦”，就有利于表明自身支持行政機關活動的立場，更利于今后獲得更多的資源和得到行政機關的重視。
因而，我們認為，上級法院不宜督辦案件，更不宜參與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聯合督辦”案件，但這一問題的解決卻是比較艱巨，甚至關系到整個司法體制的改革，任重道遠。
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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