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鐳 ]——(2006-4-18) / 已閱21566次
關于司法實踐中盜竊罪若干問題探討
王鐳
作為我國歷史上最早出現并沿用至今的罪名之一，盜竊罪歷來是各個歷史時期最為普遍的多發性犯罪，“毀則為賊，竊賄為盜”，古來有之。不可否認，在社會主義法制逐漸完善的今天，盜竊罪仍然是最為普遍的犯罪現象和司法機關的打擊重點，從我院近兩年的案件統計來看，盜竊罪的數量每年都占案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修訂后的刑法對盜竊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以及相應的刑罰措施都作了完善的修改和補充。然而，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在司法實踐中，盜竊罪的實際表現形式可謂多種多樣，在對盜竊罪的認定和處理上也在司法機關內部出現了種種分歧，僅從盜竊對象來講，就出現了債權、技術成果、能源等等新生事物。對于盜竊罪的處理，由于對法律認識的不同，也得出了大相庭徑的結論。在此，筆者僅就司法實踐中遇到的不同情況，談談自己的見解。
一、多次盜竊的認定及犯罪數額統計
“多次盜竊”這一名詞，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共提到兩次，但是所指的卻不是同一概念。該解釋第四條規定：對于一年以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第五條十二款又規定：多次盜竊構成犯罪，依法應當追訴的，或者最后一次盜竊構成犯罪，前次盜竊行為在一年以內的，應當累計其盜竊數額。這里，如果按第四條理解，多次盜竊系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必然構成盜竊罪，不存在后者所說的多次盜竊構成犯罪的，才能累計其盜竊數額。顯然，這兩個“多次盜竊”是指兩個不同的犯罪概念，不能混淆。前者是對盜竊罪的一個補充規定，既除刑法規定的達到盜竊數額較大起刑點的犯罪行為外，另行將多次入戶盜竊和扒竊但未達到數額較大的行為含概在盜竊罪里面。其含義包括三個特定限制：一是時間限制，即在一年以內計算盜竊次數；二是次數限制，必須達到三次以上；三是排除限制，即將危害不大，情節顯著輕微的行為排除在外。而后者所提到的多次盜竊應理解為數次盜竊，其中至少有一次盜竊行為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而應當受到追訴的。兩者的概念截然不同，正確的區分這兩種情形，才能夠增強司法實踐中的規范性和可操作性，正確把握和認定盜竊行為。例如我院審理的一起盜竊案，犯罪嫌疑人在幾個月內三次竄入鐵路的倉庫內實施盜竊行為，但是每次盜竊數額均為800余元，經我們審查，此案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盜竊場所是企業倉庫而非入戶盜竊，顯然不能適用前述解釋的第四條規定，最終，該案由公安機關撤回處理。
正確理解了多次盜竊的含義后，就要談到對數次盜竊應當追訴的行為如何累計計算其盜竊數額的問題。“解釋”中雖然規定了“最后一次盜竊構成犯罪，前次盜竊行為在一年以內的，應當累計計算盜竊數額”。但是如何理解“最后一次盜竊”和“如何累計數額”，這都是需要我們探討的問題。是以最后一次盜竊犯罪為基準向前一年進行累加，還是以最后一次盜竊行為為基準向前一年內累加，或者是僅僅將達到數額較大、夠罪的數次盜竊數額累加，在司法實踐中爭論不一。而適用不同的方法，所計算出的犯罪數額差異極大，在一起盜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系貨場司機，利用為貨主拉貨的機會，在三年內數十次實施盜竊行為，但僅有三次達到了數額較大的起點，適用不同的方法計算，犯罪嫌疑人的盜竊數額竟差異數萬元。在實踐中，通過和審判機關聯席會議研究，我們達成了如下協議：第一，在審理數年內實施多次盜竊行為的案件中，將“最高法解釋”5條12項中的“最后一次構成犯罪”界定為最后一次盜竊犯罪，前次盜竊犯罪數額的累加以此為基礎，其后實施的盜竊行為不予累加，可在量刑時作為情節考慮；第二，以最后一次盜竊犯罪為基礎，前次犯罪在一年以內的，無論是否達到數額較大，盜竊數額均予以累加；前次盜竊行為在一年以外的，只對達到數額較大的次數予以累加，其余未達到數額較大的各次可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第三，對于所累加的數額涉及到是否達到數額巨大或者特別巨大的情況，由雙方根據實際情況確定計算方法。有了上述規定，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數次盜竊犯罪數額的計算有了相應的規范，但是這只是權宜之計，要想全面的統一對該解釋的認識，還需最高檢與最高法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加以規范。
二、對盜竊罪中八種加重情節的認識
盜竊數額歷來是司法機關對盜竊罪定罪處罰的重要依據，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依據，行為人的犯罪情節也是定罪量刑的一個重要依據，這是審理盜竊案件適用法律的一項重要原則。修訂后的“刑法”對盜竊罪的情節作了充實和拓展，成為與數額相提并論的重要量刑依據。同時，為把握一個統一的尺度，最高法的“解釋”中，列舉了首要分子、主犯、累犯、盜竊金融機構、盜竊搶險救災優撫扶貧款物、導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等八種情況，作為加重量刑情節的具體內容。當然，在具體運用中，上述情節是以行為人的盜竊數額分別達到數額較大和數額較大為基礎的，也就是說，行為人的盜竊行為構成犯罪后同時又具有以上八種情節的，才能構成其他嚴重情節和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予以加重處罰。上述規定，使我們在審理盜竊案件過程中有法可依、有據可查，增強了實踐中的可操作性。
正確理解上述規定，有助于我們在辦案中正確認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及其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有利于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部分盜竊犯罪中，犯罪分子在實施盜竊行為的同時，往往給被害方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后果。沈陽鐵路局在建設哈大線電氣化鐵路之初，鐵路沿線盜竊剛剛安裝的承力索回流線的行為十分猖獗。盜竊分子每盜竊一空銅線價值4000余元，獲利僅數十元，然而，由于每一路段的線材在技術上要求不能有短頭和接點，犯罪分子每盜竊一次，整個路段就會報廢，要重新安裝，也就是說，每一次盜竊行為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幾十萬元。由于該工程系鐵道部與德國西門子公司共同施工的，該時期內的盜竊行為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上述盜竊行為，必須要嚴厲懲處，我們依法適用了“解釋”第七項：“盜竊生產資料，嚴重影響生產的”，對盜竊行為人加重處罰，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在一階段內及時地遏止了哈大電氣化鐵路沿線的猖狂盜竊行為。
當然，“解釋”規定的八種加重情節在適用中也存在需完善的方面。例如，其中規定的將“首要分子、主犯、和累犯”也列入加重處罰的情節，于法理有悖。根據“解釋”的規定，構成盜竊罪，并有其他嚴重情節或者特別嚴重情節，量刑幅度將提到上一格加重處罰，這與刑法的一般處罰原則有所矛盾。似累犯、主犯等情節，作為刑法規定的從重處罰的依據，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內判處較重的刑罰，包括較重的刑罰和刑種，這是刑罰具體運用的基本原則，也是司法實踐中的一貫做法。但是按照解釋的規定，如達到數額較大的犯罪分子具有累犯情節，則要在數額巨大的的幅度內量刑，顯然是加重處罰而不是從重處罰。該解釋與刑法規定不一，這不禁與法律規定相悖，而且極易造成處罰過重的不良后果。此類情況，我們在實踐中應注意把握，具體處理案件時，對刑法總則中規定的累犯從重處罰和實踐中對主犯、首要分子從重處罰的做法加以限制，不應使犯罪人因同一情節而承受雙重的嚴厲懲罰，避免出現與法有悖的情況。
與大陸法系關于盜竊罪嚴重情節的規定相比，我國刑法對八種加重情節的規定略有不同，一是就嚴重情節的認定標準上，我國刑法是將各類嚴重情節與犯罪所涉數額結合起來認定的，而大陸法系只是單獨考慮嚴重情節，并不以犯罪數額為基礎；二是我國刑法較注重犯罪行為的實際危害性，大陸法系著重考慮了對社會善良風俗以及保護科技發展、公共安全的關注。對此，我們在司法實踐中應嚴格把握，充分體現立法本意，在適用加重情節過程中要嚴格、慎重，在保護公眾利益的同時，也要兼顧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三、盜竊罪的司法認定
司法實踐中，我們對盜竊罪的認定，包括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都是以犯罪構成要件為基礎的，刑法也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然而，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盜竊罪的形式呈現出多種情況，其中個例通常難以區分。
盜竊罪中對財物的控制權歷來是理論與實踐不斷爭論的問題，他不僅涉及到盜竊罪的即遂與未遂，也是決定此罪與彼罪的關鍵。僅在確定犯罪即遂與未遂中，就有轉移說、失控說、控制說等多種學說，在確定此罪與彼罪方面，則更是認定的重要環節。例如行為人竊取處于自己持有狀態的財物應如何認定，是盜竊罪還是侵占罪，這是我們在司法實踐中主要探討的問題。在審理一起盜竊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系沈陽站搬運工，其在為委托人從站內向站外搬運包裹的過程中，趁被害人辦理手續之機，將包裹竊走并占為己有。此案中，有的觀點認為，被害人在跟隨犯罪嫌疑人過程中具有對財物的控制權，但當其辦理手續過程中，應視為將財物的保管權轉移給了犯罪嫌疑人，這樣犯罪嫌疑人非法占有財物應認定為侵占罪。筆者認為，從控制權的角度來看，還是應以盜竊罪認定為宜。在此種情況下，判斷財物歸物主控制還是歸犯罪嫌疑人控制，應綜合當時的客觀情況考慮。由于被害人一直跟隨在犯罪嫌疑人的后面，所以無論是被害人還是犯罪嫌疑人的主觀上，都認為財物一直在物主的控制之下，盡管表面上看起來受搬運人的支配，但這種支配只是一種形式上的作用，不具有法律意義。在辦理手續過程中，只能認為是物主對財物的控制力一時松弛，不能認為控制權已經轉移。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的一時對財物控制的松弛而實施的盜竊行為，所以，此案還是應以盜竊罪認定。
在列車上發生的盜竊案件中，很大部分是被害人將所攜帶的皮包、財物放在行李架上或鋪位上，由于疏忽被犯罪分子趁機盜竊。對此種情況應根據現場情況區分對待，對于包裹、行李等較大型財物，即使是放在行李架上，物主有時照看不到，也不能認為是財物脫離了物主的控制；對于錢包、夾包等小型財物，如果放在鋪位上后物主明確知道財物位置，也不能認定財物脫離了物主控制；當然，如果系遺忘物，則另當別論。在一起案件中，被害人在列車即將到站以前到其他車廂找尋同伴準備下車，卻將錢包遺忘在鋪上，被其上鋪的旅客發現后占為己有，此案應以侵占罪認定。由于當時刑法尚未規定侵占罪，法院對行為人作出了無罪判決，這一認定不無道理。由此可見，對財物的控制權在我們審查案件中一定要認真把握，這樣才能不罔不縱，依法辦案。
四、盜竊犯罪對象及其價值的研究
如筆者前文所述，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犯罪分子作案手段的不斷更新，盜竊罪侵犯的對象范圍在日益擴大，“刑法”第九十一條、九十二條所列舉的公私財物遠遠不能含概現金盜竊罪所侵犯的對象。例如實踐當中的能源、技術成果、債權等無形物，是否能夠成為盜竊罪侵犯的對象，都需要重新加以界定，在此，筆者僅對此作以預測性探討。
從法學理論上講，作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應具有以下的共性特征：第一，盜竊對象應具有經濟價值性，因為刑法規定的盜竊罪犯罪對象明確為公私財物，而沒有價值的物品則很難以財物相稱，而且盜竊罪的處罰是以其價值（即犯罪數額）為標準的，所以沒有經濟價值的物品很難成為盜竊對象；第二，盜竊對象應具有可支配性，盜竊行為首先是通過秘密竊取而非法占有的行為，是一種所有、處分關系的改變，這就要求被侵犯的對象首先具有可支配性；第三，盜竊對象應屬于動產的范疇，不動產如房屋等不能秘密竊取，不能作為盜竊對象；第四，盜竊對象應具有法定的排除性，刑法所規定的可構成其他犯罪的對象如槍支彈藥、尸體等，不能成為盜竊犯罪的對象。掌握上述四項原則，可有助于我們認定盜竊罪的對象，進而明確對盜竊罪的認定。
那么，從個性的角度講，無形物能否成為盜竊罪侵犯的對象呢？實踐當中對此認識不一。筆者認為，以上述原則為基礎，部分無形物應當可以成為盜竊罪的對象。如水、電、通訊信道等，行為人采取秘密竊取的方式加以使用，逃避經濟費用，應當以盜竊罪認定。對于部分無形物，刑法已經以明文加以規定為盜竊罪對象，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條針對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號碼或者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的行為，明確規定按盜竊罪懲處，這充分說明法律對該種意見的認同。筆者認為，無形物作為盜竊罪的侵犯對象，是對保障公私財物所有權的一種表現，不僅具有一定經濟價值，而且還因為他表現為一種所有的關系，例如煤氣、水、電等物質，在被盜用前均屬國家所有，行為人的盜用行為必然給國家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而盜接、復制他人電信線路的行為也會給被害人造成相應的經濟損失，由此可見，對上述對象的盜用實際上侵害了被害方的合法經濟利益，所以應對其以盜竊罪認定。同理，對于債權、技術成果等無形物也應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對于被盜物品的價值也是對盜竊罪定罪處罰所依據的重要基礎，最高法的司法解釋對此以十二款二十余項的篇幅加以闡述，充分說明了這一部分的重要性，只有合理的計算被盜物品的數額，才能正確定罪、合理量刑。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遇到難以確定被盜物品價值的情況，如有些物品系使用過的舊物，被盜后又被丟棄、毀壞或揮霍無法進行估價鑒定，失主也無法提供獲得該物品的金額，對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可以依據“解釋”的相關規定，對能夠獲取作案當時當地市場價的可以以此為依據，對于不能確定的則只能以銷贓價計算，不能想當然的對被盜物品確定價值。對于通過任何方法也不能確定其價值的被盜物品，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則不能認定，這一點亦符合法律關于“疑罪從無”的規定。在審理李振成等6人貨盜一案中，檢察機關發現犯罪嫌疑人所盜竊的一筆價值萬余元的奶粉系過期產品，是由鐵路運輸返回生產單位過程中被盜的，該產品已不具有實際價值。經過調查取證，并由鑒定部門依法作出鑒定。最終，檢察機關依法將該筆數額從犯罪總額中扣除，保護了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了司法公正性。
總之，盜竊犯罪作為一種當前社會中的多發犯罪，不僅侵犯了國家和公民的財產所有權，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治安秩序，影響了社會穩定。筆者上述所論也僅僅是“滄海一粟、冰山一角”，但可以肯定，加強對盜竊罪的研究、把握，將有助于我們司法機關更好的發揮訴訟職能，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穩定發展。
二00四年十月
王鐳 沈陽鐵路運輸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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