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德龍 ]——(2006-6-26) / 已閱23561次
“新公司法”之十大創新
毛德龍
2006年1月1日，運行了近十二年的1993年公司法終于壽終正寢，新的公司法，也即2006年公司法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修訂通過。新公司法共二百一十九條，相較舊公司法而言，還少了十一條。公司法作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極端重要的法律，它的修改不能不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它的修改也必將對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規范發揮重大作用。那么，新公司法相比舊公司，究竟“新”在何處呢？依筆者之見，新公司法至少有十處創新，頗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新公司法已經完成了從體制改革法到商事法的角色轉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使命已經基本完成。舊公司法開宗明義，第一條就表明是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著眼于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造，體制改革法的色彩非常濃厚。并且舊公司法比較注重國有公司的制度設計，注重發揮國家在現代企業制度改造中的主導作用。舊公司法經過運行了十二年，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確立，國家控股的大型國有企業已經全部完成了公司化改造，從體制和制度上已經使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生根發芽。在此種背景下，舊公司法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原有的一系列關于企業改制的條文已經顯得不合時宜，新公司法著眼于市場經濟的進一步規范和發展，適時的將立法的目的調整為“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的比較純粹的商事法應當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一次變革。
第二，新公司法增創了“一人公司”，使個人創辦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可能。“一人公司”的制度創設應當說是新公司法的一大亮點。舊公司法要求有限責任公司必須是兩人以上五十人以下，在實際施行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這個規定一方面壓制了個人創辦有限公司的熱情；另一方面，一些有投資愿望的個人又不得不聘請一些掛名股東，以規避公司法的強行性規定，使公司法的這一強制性要求變成了一紙空文；同時，由于掛名股東的出現，又平空增添了大量糾紛，給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一定的混亂。基于這種得不償失的情況，新公司法解除了這一禁令，對鼓勵投資，減少糾紛，必將有所裨益。
第三，新公司法采納了學界多年提出的“授權資本”的建議，大大降低了創設公司的門檻。授權資本制和實收資本制的論爭一直是公司法修改過程中的一個焦點，舊公司法著眼于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保護公司債權人利益的考慮，采納了實收資本制。經過十二年的運行并參酌國外以及香港、臺灣地區的經驗，我們發現，發達的西方國家以及港臺地區莫不采用授權資本制。并且我們的外資法律制度，已經允許外商獨資企業采用授權資本制，在同一個法律框架內，采用兩種不同的注冊資本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新公司法采納了學界的強烈的呼聲，更加注重公司法鼓勵創業的作用，毅然采納了授權資本制，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我們閱讀一下新公司法第二十六條，我們不難發現，只要我們有三萬元，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個有限責任公司的老板！我們相信，新公司法必將成為一些創業者的圓夢之法！
第四，新公司法增加了多條股東權利救濟的途徑，回應了在舊公司法在實務操作中的困境。舊公司法運行十二年，其中發現問題最大的是實務操作的困難，尤其對于中小股東的保護極為不利，一些中小股東在公司中缺乏發表意見的機會，有時一些大股東甚至完全漠視中小股東的利益，幾年不分紅的現象相當普遍。但是，舊公司法賦予中小股東救濟的途徑卻非常少，以至于中小股東投訴無門，只有忍氣吞聲。新公司法吸收了最近幾年學界研究的成果，十分注重股東權利救濟的途徑，對于股東代表訴訟、股東轉讓股權等規定進行了補充和細化，給我們現實的司法運作指明了方向。
第五，法院的地位在新公司法中得到充分尊重，司法救濟已經成為解決公司法爭議最主要的途徑。法院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地位和作用已經日益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但是由于舊公司法規定過于籠統，沒有預料到現實運作中的復雜情況，使公司法上的權利往往得不到司法的保障。新公司法十分注重權利的司法救濟，很多條文直接規定糾紛由人民法院解決。例如：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就規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
第六，新公司法加強了對上市公司的規制，尤其加強了對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限制。在近年來，上市公司違規操作屢屢發生，中國股市持續低迷，法律規定的不完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的情形更是令人痛心。新公司法相較舊公司法而言，比較注重公司法與證券法的銜接，對上市公司的組織架構做了進一步的完善，并要求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更加注重維護中小股東和股民的合法權益。
第七，新公司法反映了公司治理結構的最新研究成果，對于董事、監事、股東、經理的權利制約更加精致。公司治理結構是整個公司法研究的核心問題，近年來研究成果可以說是相當豐富，新公司法吸收了這些研究成果，使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的權利更加趨于平衡，相互之間的權利制約更加精致。如，新公司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就規定：“董事會或者執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東會會議職責的，由監事會或者不設監事會的公司的監事召集和主持；監事會或者監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這一規定，就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司法實務界的董事和監事權利濫用的問題。
第八，新公司法基本解除了對公司的轉投資限制和對公司股東擔保的限制。公司的轉投資限制和公司對自己股東擔保的限制是舊公司法中重要的禁止性規定，但是這兩個限制也屢遭學者詬病。新公司法終于取消了這兩個限制，賦予了公司經營活動更大的自由。新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業投資；但是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成為對所投資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出資人。”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
第九，股東的出資方式不再限于舊公司法中規定的五種，只要是可以用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財產就可以作為出資方式。舊公司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股東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也即，舊公司法對于出資的方式只限定了上述五種，除此之外，別無出資其他方式，這種僵硬的規定顯然不利于引導和鼓勵公民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尤其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除了上述五種財產外，財產的存在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公司法審時度勢，適時的調整指導思想，作出了新的調整，應該是明智之舉。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股東可以以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等可以用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但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得作為出資的財產除外。”
第十，新公司法加大了對違反公司法的制裁力度，進一步規范了公司的解散和清算制度。舊公司法對于違反公司法的違法行為制裁力度比較輕微，一般為一萬元以上十萬以下的罰款，在很多情況下，根本不能起到應有的阻嚇作用，新公司法提高了罰款的標準，一般為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另外，舊公司法將刑事責任作為公司法律責任的一種形式，新公司法則取消了刑事責任的規定，更好的體現了公司法與刑法的銜接。公司的解散和清算是現實中發生比較多的一類糾紛，并且往往相當復雜，不進行清算就擅自解散的公司相當普遍，對債權人的保護相當不利，基于這種局面，新公司法花了很大篇幅細化了公司的解散和清算制度，明確了清算主體，強化了清算責任，這些修改相對于舊公司法來說，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總之，新公司法無論從章節安排，還是制度設計，都是對舊公司法的一次巨大的變革。這次修改，應當說是舊公司法施行十二年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十五年來基礎上的一次重大調整。新公司法反映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吸收了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和司法實務界的研究成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當然，新公司法也留下了很多缺憾，例如，它還沒有完全解決外資公司與內資公司的差別待遇問題；它對于當前中國市場經濟還不盡完善的狀況下，債權人的保護可能不一定有力；它還沒有完全解決公司法運行中的一些難題。但無論如何，新公司法作為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部極端重要的法律，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簡介：毛德龍，男，1977年3月出生，山東省日照市人，現為廣東省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長，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博士研究生。迄今為止，共發表學術論文以及隨筆30多篇，主持編寫著作一部，參加國家級、省部級課題兩個。其中一篇獲最高法院第十五屆學術論文研討會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