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宏 ]——(2007-6-5) / 已閱21679次
淺談對法官的人身保障
朱宏
[內容提要] 本文從近兩年來法官被侵權， 受傷害的案件逐年呈上升聲勢的調查報告入手，對當代中國法官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所處于的社會地位進行深入的分析，從而得出中國法官屬于權、責、利極度不均衡的社會群體，并闡述了這種現狀必然帶來的負面的社會影響，進而從法官自身、法官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工作性質、社會體制等幾個方面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結合上述現象、原因，進一步的闡述作者對改變中國當代法官地位發揮法官作用的幾點淺見。
[關鍵詞]法官 權益 保障
法官被譽為公平正義的“保護神”，是社會矛盾糾紛的裁判者，承擔著定紛止爭的社會職責，特別是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利益格局在重新組合分配，各種思想意識激蕩碰撞，糾紛的表現形式日新月異，而法官這個解決糾紛的群體，則不可避免的處于了社會矛盾的中心點上，然而這個解決糾紛的群體的社會地位如何呢，其是否能承擔起其承擔的社會責任呢?事實證明情況十分不盡人意。具相關報道顯示，近兩年來法官被侵權、受傷害的事件呈上升趨勢，以江蘇省為例，2005年上半年全省發生法官被侵權、受傷害的事件就達80余起，聚眾圍攻、辱罵、毆打法官的35起；以自殺相要挾的22起，聚眾圍堵法院、哄鬧沖擊法庭、擾亂審判秩序的16起，揚言報復法官的7起，而經過調查，這些法官又大多是無辜的，從以上調查顯示法官這一承載著廣大民眾對公平與正義的渴望的群體的人身所受到的威脅已遠遠超過其自身的承載的限度，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然而是什么原因使當代中國的法官境遇如此艱難呢？我們應從哪些角度來努力改變這種非正常的狀態呢，下面筆者僅就這幾個問題發表一下自己的粗淺看法。
一、當代中國法官的境遇及其負面影響
（一）當代中國的體制缺乏一套完善的保護法官不受權力侵害的職業保障制度。
雖然《憲法》與《法院組織法》均明文規定“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其他組織和個人的非法干涉……”，但在實際中這一條規定卻缺乏操作性，中國法官在經濟上、在組織關系上，甚至于人身安全方面都要受制于人，時刻要服從于地方行政長官，因為你進不進法院、出不出法院，人家有決定權，給你多少辦案經費，給不給你辦案津貼都在行政長官的一句話，也就是說中國法官想贏得職業上的尊敬和職業繼續發展的資本不僅僅是你做得公正就能得到的。另一方面中國的法官又承載著廣大民眾對社會公正的渴望，特別是當今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各種思想意識激蕩碰撞，各種思想利益不斷組合，社會矛盾呈多發性、多樣性，中國法官作為糾紛的裁判者則不可避免的成為各種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的承載者，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上述情況的復雜性所產生的這種權、責、利的極度不均衡狀態使當代中國法官的境遇十分艱難。
（二）中國法官的人身安全缺乏必要的保障。
審判是一種“黑白分明”的結果，一方勝訴，一方敗訴，這是一種客觀規律，如果當事人能夠理性地對待判決結果就不會有上述法官受侵害的行為，但往往有些性格偏執的當事人不能接受判決，輸了官司便遷怒于法官，贏過官司執行不 到位還要怪罪于法官，而一旦出現傷害法官的事件時，又缺乏對法官的人身保障措施，在我國的法律體制中，對危害法官的行為的制裁僅局限于經濟與行政上的處罰，刑法保護力度不夠，在刑事制裁范疇內，只在《刑法》第309條規定了“聚眾哄鬧、沖擊法庭或毆打司法工作人員的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才定罪，并且針對的只是對擾亂法庭秩序，并且還要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而非針對法官個人人身安全被侵害的情況，故在當事人與法官纏鬧時，法官一般只能采取消極躲避的方式，沒有相應的必要的自我防衛手段，法院內部對法官受當事人傷害時如何處理又缺少相應的應急機制和處置措施，對施暴者，法律制裁手段又欠缺，一般僅會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予以司法拘留，可以說，這樣的懲罰措施對少數不法分子的威懾力并不大，從以往的情況看因加害法官后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少之又少，而作為執法者的法官又大多息事寧人，很少有起訴民事賠償的，故當代中國的法官已與刑警一樣成為了“高危人群”。［1］
公正司法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而法治社會的建立，集中體現在司法公信力與司法權威的確立上，而這一要件實現的載體在法官身上，當代中國的法官承載著廣大民眾對公正正義的渴望，肩負著法治社會得以實現的社會責任，然而法官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情況屢屢發生，愈演愈烈，法官的各項權益得不到實現，法官的這種境遇與其所承擔的社會角色的矛盾日顯突出，已經使司法的權威不斷受到置疑，使司法始終未能確立起應有的公信力，這種惡性的循環使司法這架社會救濟機器不能正常的運行，其負面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就好比一個人的自然免疫機能受到的危脅，那么這個人的健康就沒有了保障，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當前涉法案件上訪率的飛速提高便是司法公證力不足的危險信號所在，即司法這臺社會救濟機器的作用已不能起到應有的解決矛盾糾紛的終極作用，已得不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其已嚴重制約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里程。
二、法官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原因
隨著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進程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適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作為糾紛解決裁判的法官緣何成了“高危人群”呢？分析其產生的原因是十分復雜的。
（一）審判的客觀性決定的。
審判是一種“是非分明”的活動，結果必然是一方勝訴、一方敗訴，就如一個比喻所說被告是違法者，而原告是維護法律者，被告制造了一種新的權利義務關系，對原告的利益造成了破壞，而原告則要求被告恢復原有的法律狀態從而涉訟，法官作為裁判者將原、被告利益依照法律重新分配進行確定，在這個確定的過程中他主宰著雙方的利益，也就是說被告制造 新的權利義務狀態首先其是認為合理的，而原告訴訟要求其恢復也是認為合理的，所以訴訟的雙方都抱著自己有理，自己應勝訴的理念去參與訴訟，必將在案件的審理中均對法官懷有很高的期望，但審判的客觀規律決定了必然有一方被否定，甚至雙方均被否定，有些時候，要求得不到滿足的一方就會產生很深的失望，甚至會對法官產生怨恨情緒，特別是法官在判決時可能由于當事人舉證不力或其他原因使判決的結果與事實有出入時，或當事人理解的公正與法官理解的公正出現不一致時，當事人很少有從自身找不足的，而往往遷怒于法官，但客觀的講，事實不可能再現，法官是通過證據來證實事實的，而當事人則只認可自己看到的和感知到的事實，這二者之間一旦出現矛盾，往往會導致個別當事人做出偏激的行為。而當前中國的社會矛盾救濟途徑又將法官推到了最前沿，其承載著與其社會地位極不相付的社會責任。［2］
（二）法官自身存在的問題。
隨著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步伐不斷加快，近年來法官無論在政治素質上還是在業務素質上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仍有極少數法官政治業務素質不高，不能做到公正司法，文明執法，甚至有腐敗現象的存在，對待當事人、來訪群眾存在態度不友善，不夠耐心的現象發生，更有甚者是有的法官接受當事人吃請、索賄受賄、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這些行為直接影響法院的形象，損害司法的權威，喪失廣大民眾對法律的信仰，直接導致的結果是當事人一旦覺得糾紛的裁判者法官在言行、態度乃至形象上存在不公正的傾向就會與法官產生對立情緒，利益一旦受到侵害，就容易導致過激行為的發生。
（三）法官人身安全保護的力度不足。
從我國現行的《法官法》和《法官職業道德行為準則》的規定來看，當代中國法官的從業資格與從業道德在規定上可以說是居于世界先進水平，但較之這方面的規定來看，關于中國法官人身權利的保護卻少之又少，只有《法官法》第八條第（五）項規定了“人身、財產和安全受法律保護”，而這僅有的一條規定執行起來又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法院內部又缺乏有效的內部保護機制，故當事人與法官纏鬧時，法官一般只能采取消極躲避的方式，不敢與傷害人發生正面沖突，自我防衛手段又相對欠缺，法官一旦遭受到當事人、案外人的傷害時，一般是以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也就是予以司法拘留等經濟、行政手段來處罰，加害人傷害法官后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極少，而法官為息事寧人，起訴民事賠償的也就更少了，這些欠缺使法官成為了一個容易受到攻擊又缺乏保護的群體。
（四）法院內部缺乏對法官人身傷害的應急機制和處置措施。
首先法院內部法警的內保機制不健全，加之法院的人員一直都很緊張，可法警大多由審判人員來兼任，除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的審理執行時，一般就是一審一書，一旦發生當事人擾亂法庭秩序及侵害法官人身權的暴力抗法事件，審判人員就相對顯得勢單力薄，很難控制局面，而抗法事件發生后又無緊急的應急處置措施，往往要臨時的組織各部門的干警一起撲火，有時還要臨時向公安機關求援才能平息違法行為，然而這種臨時抱佛腳的應對措施很難實現對時刻處于矛盾交匯處的法官的人身不受到侵犯。
三、如何維護法官的權益
當前，我國正在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教育活動，如何使法治在我們的社會成為主流，從某種角度講其力量應取決于或等同于法院的公信力，可以說要貫徹依法治國方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維護社會司法權威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而維護法律實施者法官的權益則必然的成為了維護尊嚴的需要，成為了實現公正司法、文明司法必然要求，如何來維護法官的權益呢？筆者有以下幾點看法。
（一）必須使法官的權益得到社會的認同。
法官的權益應當包括依法接受任免權，依法行使審判權、生命權、名譽權、休息權、控告權和晉升權等十項權益，作為社會公正的守護者必須讓其權責一致，讓其擁有維護公正的能力與保障，在法律、政策上對法官的權益予以確認，建立相應的制度予以保障，在國家政策及輿論主流上對法官的權益予以肯定，讓法官群體都能潤澤在權益保護的陽光之下，才能使法官自覺、自主、能動的去推動司法權的有序運行，去實現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的審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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