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鴻銘 ]——(2008-1-30) / 已閱18441次
“執法如水”理念下的被害人正義：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之本土建構
蔡鴻銘
論文提要：
在犯罪學作為一門學科出現以前，古典刑法主要規定的是刑罰，即死刑、自由刑、財產刑。古典刑法認為懲罰了犯罪人社會就公正，就恢復正義了。但國家把解決犯罪的權力壟斷以后，實際上把被害人的權利給忽視了。從社會效果的角度考慮，解決犯罪問題，既要解決好對犯罪人課以刑罰、教育犯罪人的問題，又要解決好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問題即實現對被害人的正義問題。刑事司法中要做到剛柔并濟：對犯罪的打擊“執法如山”，決不手軟；對被害人權益的保障“執法如水”，彰顯司法的人文關懷。
我國現行法律對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障的重視程度已經大為提升，相比之下，對被害人權利保障日顯不足。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護，尤其是對因遭受犯罪侵害而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從加害方得到損害賠償，由于國家補償制度缺失，導致被害人生存或正常生活出現危機，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因此，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是化解社會矛盾、緩和社會沖突、構建和諧社會的有效方法之一。
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對被害人而言是一種恢復性的刑事保護制度，對充分保護被害人的權益具有重要意義；其對于實現刑事法律價值，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提高懲治和預防犯罪效能，亦具有積極的意義。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是“執法如水”理念在刑事司法活動中的體現，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借鑒國外立法和司法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提出如何在我國構建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
全文共7821字。
以下正文：
如果強盜不能捕到，被劫者應于神前發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則盜竊發生地點或其周圍之公社及長老，應賠償其所失之物。
倘生命被害時，公社與長老應賠償其親族銀一名那。
——《漢莫拉比法典》
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又稱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屬，對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損失，如果不能從犯罪侵害人處或其他途徑得到賠償時，有權請求國家予以補償，并由國家以發放補償基金的方式給予賠償的法律制度。
刑事被害人如果不能從犯罪人處獲得經濟賠償時，其面對公平與正義的法律和嚴酷而悲哀的現實，會對刑事司法失去信賴，“有損害就有賠償”的法彥在此顯得黯然失色。此時，國家就應當有義務在經濟上幫助被害人，使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而受到損害的身心得以慰藉。迄今為止，世界上已有幾十個國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這一制度對于實現刑事法律的價值，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提高懲治和預防犯罪效能，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以及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遠大目標，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此，鑒于我國所擁有的龐大被害人群體及其從犯罪人和其他渠道獲得賠償極不充分的實際，從防止其在應享受的公平正義得不到實現而有可能對社會秩序構成潛在威脅的需要出發，我國急需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測算，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全球犯罪率已達每10萬人3000起。而在發達國家中，歐盟國家為每10萬人6500起，北美洲國家為每10萬人6100起。 我國犯罪的總數和犯罪率自1980年以來一直呈大幅度上升趨勢，2006年才有所穩定。2005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案近465萬起，比上一年下降一成以上。 2006年上半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刑事案件211.5萬起，同比又減少近一成。 巨大的犯罪數量背后是巨大的被害人群體，與該群體切身利益最為相關的權利有兩項：一是使犯罪人受到相應的懲罰；二是使他們因犯罪而遭受的損失得到補償。第一項權利已經由國家通過公訴機關來追訴，而第二項權利多由被害人自己去爭取。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這一權利難以實現，或者因為犯罪人沒有抓到 ，或者因為犯罪人沒有相應的賠償能力。在這樣一種法律和社會背景之下，一些國家制定了國家對刑事被害人予以補償的制度。這一制度在部分國家實施之后，由于其符合法律所秉持的匡扶正義的本性，很快為許多國家所采用。目前，大多數國家以及我國的部分特殊法律區域，如香港和臺灣，都制定了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的情況下，我國對這個問題就不能再回避了。
從刑事司法實踐來看，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損失，獲得賠償或補償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犯罪人進行賠償；二是通過政府協調，由政府或有關單位進行補償。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當犯罪人無力賠償時，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就會落空。由政府或有關單位進行補償，由于目前不為法律調整，缺乏規范性。因此，為充分實現對被害人的正義和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盡快將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償法律化、制度化。
二、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產生和發展
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最早起源于3600多年前的《漢莫拉比法典》，《漢莫拉比法典》規定“如果強盜不能捕到，被劫者應于神前發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則盜竊發生地點或其周圍之公社及長老，應賠償其所失之物。”“倘生命被害時，公社與長老應賠償其親族銀一名那。”
濫觴于《漢莫拉比法典》的這一制度，在沉睡了幾千年后，于20世紀60年代又被重新啟用。二戰之后，英國女性刑法改革運動家M.弗萊提倡建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以此為契機，新西蘭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損害補償法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對被害人進行補償的國家，并于次年設立了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Criminalinjury Compensation）。之后，北美的加拿大（1968年），美國大部分州，其他歐洲國家如奧地利（1972年）、荷蘭（1975年）、德國（1976年）、法國（1971年）、愛爾蘭、瑞典、芬蘭、丹麥、挪威均設立被害人補償制度。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建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國家，于1980年5月1日制定了《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并于1981年1月1日實施。可見，加強對刑事被害人權益的保障、由國家給予刑事被害人補償，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一項共識。
在許多國家立法的基礎上，聯合國大會于1985年11月29日決議通過《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以聯合國文書的形式集中規定了保障罪行被害者的基本原則。為使不能從加害人或應當負責人那里取得賠償或不能得到充分賠償的被害人的損失得到彌補，宣言規定了由國家補償被害人的原則。 為使符合條件的被害人能夠得到補償，《宣言》提出了設立專門基金的辦法。 根據這一原則，補償被害人，已不單是國家的責任，而是國際社會的一種義務。在這方面，宣言規定的原則，與各國立法相比，已使被害人補償制度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三、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理論詮釋
國家補償刑事被害人這樣一種制度早在遠古時期就產生了，但是在國家實行公訴制度之后就逐漸退出了法律舞臺，而到20世紀又復活了。它之所以消失了數千年而到上世紀再度復活，說這一制度無疑具有它內在的合理性。國家補償制度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如下四種學說。
（一）國家責任說
國家責任說認為，國家對其國民負有防止犯罪發生的責任。國家壟斷了使用暴力鎮壓犯罪和懲罰犯罪的權力，一般不允許公民攜帶武器防備犯罪攻擊，因此國家應當負責保護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如果國家不勝任，疏忽大意或根本就不能防范犯罪，國家又不允許實施私刑，那么當被害人不能從罪犯那里獲得賠償時，國家自然應對其損失給予補償。
（二）社會保險說
社會保險說認為，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償是一種附加的社會保險。各種社會保險的目的都是使人們能夠應付威脅其生活穩定或安全的意外事故。犯罪是任何社會無法避免的一種災禍，因此，犯罪侵害應視為社會保險幫助解決的意外事故之一。被害人是由于某種機會而被害的不幸者，當其不能從其他的渠道獲得足夠的賠償的情況下，由國家予以補償，不致使被害人被迫獨自承擔犯罪這一意外事故帶給他的損失。
（三）社會福利說
社會福利說認為，從社會來看，要通過社會政策來改善和關心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活，這是整個社會的一種責任，因此，如果某個社會成員因犯罪之被害而致殘、死亡或貧困，無人供養時，社會應給予其適當的救助或援助。依據這種學說，社會應當給予被害人補償，這是社會增進人民福利的一項重要任務。
（四）公共援助說
公共援助說主張，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償是一種對處于不利社會地位者的公共援助，國家負有對處于不利社會地位者進行援助的道義責任。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由于身體受到損害或財產受到損失，實際上也變成了一種處于不利社會地位者。出于人道考慮，國家也應通過補償的形式對其予以援助。但是，因為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償只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而不是一種法律責任，所以只允許對補償規定條件和設置限額。
筆者認為，社會保險說有欠妥當。與其將補償視為國家對被害人的一種附加保險，倒不如設立一“被害保險”的險種，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被害人的全部損失。而以國家責任說為主兼采社會福利說和公共援助說作為我國建立國家補償制度的理論基礎較為適合。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指出，公民與國家締結的“社會契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要尋求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 洛克說：“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在這方面，自然狀態有許多缺陷。” 因此，根據“契約”，當國家不能履行義務時，犯罪被害人有權要求國家對他們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損失負責。
另外，在古代社會，由于國家的權力尚不發達，缺乏政治力量來維持公正，私人自行尋求賠償就是唯一的尋求賠償的方式。法律機構發達之后，國家開始限制私力救濟，進而壟斷司法。根據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國家取得懲罰犯罪的權利，也就意味著必須承擔起被害人賠償的責任。 加羅法洛指出“文明社會中的犯罪現象比在野蠻部落和原始人群中更可悲。被害者更強烈地激起我們的同情，因為他們依靠法律保護，習慣對個人差異進行和平調整。總之，我們生活在文明社會中便忽略了對自己的生命和財產的保護，如果在一種不文明的環境下，他們肯定會謹慎從事的。殺人、強奸、搶劫等犯罪形式至今仍然繼續存在，是當代文明的恥辱。”
國家對受害人的補償是國家的一種責任。首先，國家有責任充當實體權利、程序權利的“平衡器”。隨著刑事法律國際化的進程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刑事訴訟法也從單純的追求保護被告人的權利，轉向了追求訴訟過程中的被告人、被害人的權利均衡 。其次，國家有責任保護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國家對被告人處以刑罰，是因為被告人對國家承擔的責任。由于國家壟斷了使用暴力鎮壓犯罪和懲罰犯罪的權力，一般不允許公民個人私用刑罰，因此國家就應當負責保護公民的人身和財產，被害人有權要求國家對他們因受到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損失負責 。最后，一部分罪犯之所以成為罪犯，國家也有一定的責任。正如部分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主張的那樣，“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通過制造無休止的導致貪禁、絕望和暴力產生的競爭、貧窮、歧視、失業和不安而制造了犯罪，因此，社會應當通過政府向犯罪被害人進行補償，以體現社會公平。
四、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意義
（一）歷史發展的必然
縱觀歷史，隨著社會形態和刑事法律制度的發展，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在不斷演變，經歷了一個由高至低、再由低至高的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將這一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作為刑罰執行者的被害人，作為犯罪起訴者的被害人，逐漸被遺忘的被害人，再度引起重視的被害人 。在經歷了長達數百年的犯罪人比被害人備受重視和保護之后，人們開始了對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予以廣泛關注。加強對被害人的保護已成為世界發展的趨勢。我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制度與世界的接軌也將成為必然，外國的被害人保護立法也會為我國立法提供有益經驗。在被害人保護方面，我國有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和需要不斷改善的地方，建立國家補償制度就是當前要務之一。
（二）人權保障的體現
由于在強大的國家公權力面前，任何個體都顯得那么渺小、無助，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曾一度被強大的國家機器碾碎，為防止國家公權的侵害，于是矯枉過正，許多的關注焦點對準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被害人則處于被遺忘的角落，由于司法的關懷不夠，其在遭受犯罪行為侵害后又在追訴犯罪的過程中再次受到傷害，成為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因此，人權保障不應該只關注被追訴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同樣要關心無辜的被害人的人權，盡最大可能恢復其所受到的傷害更是法律的責任。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應該成為保障被害人人權的制度，是對損害賠償制度未能起作用的部分進行補充的制度。
（三）有利于社會正義的實現
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并非現代法治國家的最終目的。只有實現以社會正義為內容的社會秩序穩定才是現代法治國家的最高目標 。當我們強調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的時候，切不可忽視實現社會正義這一基本內容。“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經成為一項治國方略寫進我國的憲法中，我們要實現的社會穩定，是在確保每個公民都能夠平等地享有國家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權利，當然也應包括在無辜遭受到犯罪侵害而未能從罪犯處或其他途徑得到賠償或補償的權利。出于社會正義的考慮，減輕被害人的痛苦和損失是社會應負的人道主義責任，社會幫助無端被犯罪侵害的人是正義的要求。同時，由于刑事被害人的合理要求和愿望得到滿足，對司法制度產生信任，才會避免引起他們對犯罪及社會的極大不滿意及由此產生的報復情緒，從而有利于通過保持社會秩序的安定來最終實現社會正義。
（四）構建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
犯罪發生之后，犯罪人、公訴人和被害人三者之間的利益和矛盾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在處理犯罪問題時，必須妥善處理三者之間的利益和矛盾。而且，考慮到我國被害人群體的巨大以及被害人轉化為犯罪人的潛在可能性，這些利益和矛盾還可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被害人學的研究結論已經證實，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角色是可以轉化的。今天的被害人，如果其權益沒有被政府和社會很好地加以保障，便很可能成為明天的犯罪人。而解決好其經濟利益，是使其自身權益得以實現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因此，當犯罪人不能賠償被害人時，國家應當承擔補償他們經濟損失的責任，以更好地維護社會的和諧發展。
（五）完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
現代刑事法律制度，從縱向來劃分，應當包括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四個環節；從橫向來劃分，應當包括犯罪人、公訴人和被害人三個側面。但是，若審視相關的立法，就會明顯感覺到無論是從縱向還是從橫向看，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對于被害人關注的都顯然不夠。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凸現被害人權利的一項重要制度。隨著國際社會對被害人權利認識的深化，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值得一提的事，歐洲已于1983年制定《歐洲補償暴力犯罪被害人公約》，對補償的對象和條件等相關內容作出了規定。截至2006年8月23日，歐洲已有29個國家簽署了公約，20個國家批準了公約，其中不少是發展中國家，如土耳其、烏克蘭、羅馬尼亞、捷克、立陶宛等。在這種國際背景之下，我國應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以進一步完善關于被害人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實現法律所追求的公平與正義的最高價值。
（六）有利于實現被害人與被告人權利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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