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東 ]——(2008-3-30) / 已閱30839次
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
楊東
本文論及夫妻共同財產執行中的幾個常見問題。文章自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到夫妻一方作被執行人時對另一方的追加，以及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三個方面。因本人從事執行工作時間尚短，許多問題尚未深刻理解，只期本文能有拋磚引玉之功。
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時，對夫妻財產及債務的處理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然而，即使經過了法院的判決，在民事執行中的夫妻財產及債務問題仍舊是比較突出的問題，難以妥善解決。執行中的夫妻財產及債務問題主要體現在一下幾個方面，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夫妻一方作為被執行人時另一方的追加問題，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下面分別論述如下：
一、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
在執行中，所依據的生效判決書（或調解書、支付令等法律文書，本文暫以判決書為例進行分析），所載明的義務負擔人可能為夫妻雙方或夫妻一方，以及有夫妻承擔不同責任的情形。若夫妻雙方為義務的共同負擔人，執行中自然以夫妻共同財產及夫妻雙方的各自財產分別執行。問題在于，如生效判決中，僅僅列名夫妻一方為義務承擔人時（離婚、撫養費等糾紛暫不討論），如何確定可以執行的財產范圍。
夫妻共同債務，應當是夫妻共同承擔的債務，究其根源，是夫妻雙方對負債同時或之后獲得了利益。以夫妻雙方名義共同負債，自然可以直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在案件審理中，夫妻為必要共同訴訟人。在執行中，夫妻雙方均為被執行人。如夫妻一方婚前以個人名義負債的，債權人是否有權向債務人的配偶主張權利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三條規定，“債權人就一方婚前所負個人債務向債務人的配偶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債權人能夠證明所負債務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可見，一般情形下是不能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除非債權人能夠證明負債的利益為夫妻所共享。但這一舉證難以實現，一者婚姻法第十八條明確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為夫妻一方的財產，即如果負債人在婚前負債，并用于購置財產用于婚后生活，但上述財產的所有權仍舊為夫妻一方所有，債務人隨時有權不經配偶同意而自行處分上述財產，債權人難以確定債務人配偶是否真正獲得利益。二者，婚前負債，用于婚后生活的，除了價值比較大的財產如房屋、車輛外，債權人無法證實債務人是自行消費或揮霍，還是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中。
婚后的以個人名義負債的情形較多，按照婚姻法的規定，應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除非債務人的配偶能夠提供相反的證據。雖然以個人名義舉債，及時所借款均用于個人利益，但對于夫妻這一經濟共同體來說，一方受益，意味著家庭受益，經濟共同體受益。夫妻一方經商所負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因一方經商所得利益早已施之于其配偶。至于刑事附帶民事責任產生的賠償債務，因刑法的基本原則是責任自負，由刑事責任產生的民事賠償責任也應當由犯罪人自行承擔為宜，不應擴大為夫妻共同債務。比較有爭議的是過失犯罪導致的民事賠償責任，是否能夠擴張為夫妻共同的賠償責任，例如交通肇事最的附帶民事賠償責任。有申請人堅持認為，婚姻關系既然有享受婚姻的利益，必然也應承擔婚姻帶來的負擔。債務人駕駛車輛，其配偶在其平時即已經享有此利益，至于發生交通事故，債務人被認定同時構成交通肇事罪，由此帶來的賠償問題同樣是駕駛車輛本身存在的風險負擔。確實，在過失犯罪而導致的附帶民事賠償責任中，若債務人的配偶不承擔責任對債權人十分不利。此問題尚有待進一步探討。
從立法意圖上看，是債務自負，誰負債誰承擔為原則，負債產生的利益轉移負債則承擔轉移為例外。類似的，在執行中，申請人表示被執行人的借款被用于家庭的農業生產和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及撫養，既然被執行人現無力承擔還款義務，應當由被執行人的有履行能力的成年子女承擔。債務人以自身名義借款，原則上應由債務人自行負擔債務。若有充分證據證實債務人的借款被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依據上述立法意圖，可以裁定由被執行人的子女承擔還款責任。當然，在無明確的法律及司法解釋規定的情況下，中國又無判例制度，應該沒有哪個法官敢以自身工作為賭注作此判例的。
婚后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負債的，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付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
兩個例外情形是，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債務為個人債務或債權人知道債務人與其配偶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約定。兩種情形下，均要求夫妻一方承擔舉證責任。
具體到執行工作，應當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變更和追加執行當事人的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第四條規定，除法律文書確定為一方的個人債務外，一律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既然是推定，已同時賦予了債務人的配偶提供相反證據，來推翻此法律推定的權利。同時，這也是，對債務人的配偶的舉證責任的規定。
二、夫妻一方作為被執行人時，對夫妻另一方的追加
案件執行中，經常有這樣的案例，乙以個人名義向甲借款，因無法償還借款被甲訴至法院，法院判決乙承擔償還借款義務。執行中，甲要求追加乙的配偶丙為被執行人。在執行中，一種觀點認為，既然在訴訟過程中，甲未將丙列為共同被告，應視為其放棄對丙主張權利，故而在執行階段，甲亦無權要求法院追加乙為被執行人。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法律及司法解釋已明確規定，以夫妻一方名義借款，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丙作為乙的配偶，理應對乙借款及被訴的事實知情，其未出庭丙主張權利，應視為其對夫妻共同承擔還款責任的承認。
綜合考慮現實情況及法律規定，本人傾向于第二種觀點。
上述觀點的爭議焦點在于，在執行中，對于夫妻共同債務問題，應當強調債權人的訴訟責任，還是應當強調債務人配偶的共同責任。
按照第一種觀點，無疑，甲喪失了對丙主張權利的可能。則甲為實現債權，只能要求乙以其個人財產或其夫妻共同財產中個人所占份額來償還借款。若在執行中，法院駁回甲的追加丙為被執行人的請求，甲亦不可能通過訴訟程序，由審判庭確認丙的共同責任。因為，審判庭將依據一事不再審原則，以甲乙之間的借款糾紛已經由法院審理并作出生效判決為由駁回其訴求。這樣一來，甲的債權將遭受不能受償的重大風險。乙個人承擔對甲的還款義務，而乙的收入中卻全部為夫妻共同財產，即只有乙收入的一半可以通過執行而還款。對于丙的收入，雖然亦全部成為乙丙的夫妻共同財產，使乙享有同等份額的產權，但對于甲來說，要去調查證實丙的收入情況是幾乎不可能的。況且，丙尚未成為執行案件的當事人，甲調查丙財產狀況的權利來源讓人質疑。
那么，甲為了保護自己的債權，就有必要在法院立案起訴時，將乙丙夫妻二人均列為被告。但實際操作起來，又讓甲遭遇困難重重。當事人在法院申請立案的條件之一是有明確的被告，到底怎樣才算明確，法律即司法解釋亦不是十分明確。前些年法院的判決書中對被告的描述常常是“某某，男，漢族，成年，住××街××路××號”。顯然是原告不了解被告的出生年月日，但因為可以提供被告的姓名、性別、住址而給予立案。在日常交往中，也確實很難讓當事人對與之交往的人熟悉到明確其出生日期才敢于向其借錢。但在上述案例中，讓甲清楚丙的姓名及工作單位或住址無疑是困難的。甲可能從未見過丙，也從未聽乙談起過丙，甲對丙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法院要求甲在起訴書中列明丙的情況，應當說是比較困難的。
對于第二種觀點，反對意見稱，在執行程序中直接將丙追加為被執行人將損害丙的利益。因為，在原訴訟中，甲為要求丙承擔責任，丙并非訴訟案件的當事人。而當甲持生效文書要求執行時，如法院支持甲的請求，則剝奪了丙對原訴訟案件程序權利的行使。丙感到很無辜。一個與其無關的判決，在執行中，竟通過追加使其承擔責任，這實際上已侵害到其實體權利，是否追加應當通過訴訟程序解決，而不應當在執行程序中解決。
從表面上看，執行程序中追加丙作被執行人，即使經過了聽證程序，即使夫妻共同財產的認定沒有差錯，即使原債權債務的審理并無疑問，未經開庭審理而讓一個第三人承擔責任是不符合現代法治的要求的。然而,上文已經分析過，要求甲在起訴乙時一并將丙列為被告或是在執行程序中甲另行提起追加被執行人的確認之訴均是不可能的。丙對于甲來說是第三人，甲對于丙來說又何嘗不是第三人。甲乙之間是合同關系，乙丙之間則除了合同關系之外還有人身關系。丙對于乙的了解程度要遠遠大于甲對于乙的了解程度。考慮到乙丙的特殊關系，對丙的要求大于對甲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夫妻之間，同床共枕，應當對配偶的經濟往來十分了解。而夫妻關系，是屬于私人生活空間的活動關系，對于甲是無法也不應當了解過多的。
從婚姻關系來看，男女兩人之所以結為婚姻，無非是想獲得婚姻的利益。然而，婚姻給男女雙方帶來婚姻利益的同時，必然也帶來婚姻的負擔。而這些利益及負擔無論夫妻雙方如何分配，對于婚姻之外的第三者來說，是不具有對抗效力的。故，對于甲來說，乙丙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甲對乙主張權利，也就意味著甲對丙主張權利。乙丙之間是內部矛盾，乙丙與甲之間是外部矛盾。從物理學意義講，乙丙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對甲施加于上的外力所帶來的影響不起作用。
夫妻之間共同債務承擔是連帶清償責任的承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六條規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應當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共同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生存一方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意味著債權人可以直接要求生存一方承擔全部責任。夫妻雙方均健在時，既然是共同債務，對外仍應當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連帶責任在我國民事訴訟中有比較特殊的規定。但這一責任的理論基礎何在？有合伙說，保證說，以及代理人。
合伙說認為，合伙組織中，各個合伙人對外承擔連帶責任，故在訴訟中，其由主要負責人參加訴訟，訴訟結果對所有合伙人有效。個人合伙中，各個合伙人對外承擔連帶責任，在訴訟中，全體合伙人為共同訴訟人。全體合伙人可以推選代表人參加訴訟。顯然，代表人的訴訟行為對全體合伙人均具有效力。夫妻關系在財產上屬于一種特殊的合伙關系，即夫妻雙方對外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則當甲起訴乙要求償還借款時，法院應當依職權將丙列為共同被告。
保證說認為，連帶責任經常出現于連帶保證中。對于連帶保證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3條規定，“…債權人僅起訴保證人的，除合同明確約定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的外，人民法院應當通知被保證人作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債權人僅起訴被保證人的，可只列被保證人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連帶責任保證的債權人可以將債務人或者保證人作為被告提起訴訟，也可以將債務人和保證人作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夫妻關系所產生的財產關系應視為相互之間對共同債務的連帶保證責任。甲完全可以在訴訟中不將丙列為被告，而在判決生效后在執行程序中，要求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當然，夫妻之間的連帶保證責任，不同于普通連帶保證的保證期間，基于其人身屬性，對共同債務的連帶清償責任持續到債務清償完畢（夫妻一方去世仍不能免責）。
代理人說認為，夫妻關系在財產方面表現為一種特殊的代理關系。夫妻一方可以代理另一方進行對共同財產的處分，也可以代理另一方與外界發生其它經濟活動，產生一系列的債權債務關系。除非夫妻另一方有明確反對的意思表示，應視為其對行為方活動的認可。當然，夫妻一方的代理不僅體現在代理其配偶的財產權益處分上，也同時在處分者自己的財產權益，從本質上，其代理是對家庭經濟活動的代理。故，乙所產生的債權債務，由其出庭產生所訴訟結果，當然對丙產生效力。
基于目前法律對夫妻的財產關系屬性并無任何規定，為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本人傾向于代理說。生效判決對丙同樣具有效力，但在執行程序中，要把判決書中未規定承擔義務的丙列為被執行人，需經過執行聽證程序，并由合議庭作出裁定進行被執行人的追加。對于法律完善的建議，本人認為，夫妻關系體現在財產關系上，其實質就是一種臨時的合伙關系。合伙協議就是結婚證書，當然夫妻雙方還可以自行訂立補充協議，對雙方財產關系作出不同于婚姻法直接規定的補充。合伙基于離婚而終結，但在合伙期間（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產生的債務，合伙人（夫妻雙方）均對外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婚姻這一特殊合伙關系，因其即無“字號”，有無主要負責人，故在訴訟中，應當被列為共同訴訟人，且因其對夫妻債權債務具有不可分性，夫妻雙方在訴訟中應當為必要的共同訴訟人，在原告僅起訴夫妻一方時，法院應當將夫妻另一方列為共同被告。當然，這有待法律或司法解釋作出具體規定后才具有實踐意義。
在當前的法律規定下，執行階段的人民法院并非無可作為。首先，婚姻法及其解釋（二）已經明確，夫妻對共同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變更和追加執行當事人的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第四條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除法律文書確定其為個人債務外，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可以執行夫妻共同財產。共同財產由債務人一方的配偶占有時，可以追加其配偶為被執行人。”該條文對夫妻債務作共同債務的推定，即夫妻一方負債，只要債務人的配偶未能提供足夠證據證實有法定的兩種情形外，債權人均有權向債務人的配偶主張權利。而，對債務人的配偶所提供證據的審查必然涉及到債權人債務人的實體權利，應當通過訴訟解決。則，如果債務人的配偶在執行中提供證據，欲證實該債務為債務人的個人債務，雖可即時提起訴訟，根據生效文書效力大于未生效文書及申訴、再審不停止執行的原則，債務人的配偶的權益可能會無法有效保護。故，當債權人起訴夫妻一方之時，債務人的配偶參加訴訟就顯得十分必要了。因該訴訟若債權人的債權得到確認，即由法律推定為債務人的配偶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債務人的配偶應當以必要共同訴訟人的身份參加訴訟。當然，上述“征求意見稿”并非生效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但其至少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種傾向性，對基層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三、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
認定了夫妻共同債務，追加了夫妻另一方為被執行人，必然帶來夫妻共同財產執行的問題。但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與上述兩個問題并非存在一致性。執行中遇到的情況有，夫妻共同債務對共同財產的執行，夫妻共同債務對夫妻一方財產的執行；夫妻一方個人債務對個人財產的執行，夫妻一方個人債務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
（一）、夫妻共同債務對共同財產的執行。生效法律文書如果將夫妻雙方均確認為義務承擔主體，在執行中，夫妻雙方自然成為共同被執行人。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程序，與一般的案件執行程序并無差異，保留作為被執行人的夫妻雙方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即可。只是如果被執行人將夫妻共同財產轉移為家庭財產，產權人并非夫妻二人，而是家庭中的子女或父母時，因目前法律并未規定可以追加被執行人的子女或父母為被執行人，執行工作就很難開展。此時，對債權人的救濟措施只有嚴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追究被執行人隱瞞財產拒不申報及轉移財產的責任。為了執行工作及當事人舉證的便利，最高人民法院應及時出臺有關家庭財產歸屬的法律推定的司法解釋。
（二）、夫妻共同債務對個人財產的執行。基于財產關系的合伙屬性，在執行中，應當先執行夫妻共同財產，當夫妻財產不能完全清償債務時，產生對夫妻雙方個人財產的執行。
（三）夫妻一方債務對個人財產的執行。此種情況下，因并未涉及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在此不作討論。
（四）夫妻一方債務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執行。之所以夫妻一方個人負債要執行夫妻共同財產，是因為債務人對夫妻共同財產享有權利。夫妻對財產的共有是共同共有，此種共有條件下，夫妻雙方對財產不存在權屬份額，夫妻雙方對財產享有平等的處分權。要執行夫妻共同財產，必然要涉及到債務人配偶的利益。執行中一種比較流行的做法是讓債權人提起析產訴訟或爭得財產共有人同意處理共有財產的意思表示。有債權人提起過析產訴訟，被審判庭以申請人對夫妻共同財產不存在利益關系為由裁定駁回。要債權人爭得財產共有人的同意，可以想象，誰愿意法院強制執行自己所共有的財產，難度較大。類似情形的案件，若未能尋找到被執行人的其它個人財產，均要裁定中止執行。這樣一來，債權人的利益無疑受到了侵害。問題在于，若強行處理被執行人與其配偶所共有的財產，被執行人配偶的權利如何保障？本人認為，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應用婚姻利益與婚姻負擔的原理，應繼續執行夫妻共同財產，而不需爭得債務人配偶的同意。在處理過程中，因采取評估、拍賣產生的費用負擔，因急于變現財產而降價處理財產帶來的損失，應視為被執行人配偶的婚姻關系所帶來的負擔，要自行承擔。至于財產份額，為保障被執行人配偶的利益，可將執行財產變現款的一半留給被執行人配偶，即財產共有人。財產變形過程的費用支出，由財產變現款的另一半中優先支付，剩余款項用于清償債務人的債務。根本的，還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執行被執行人在共同財產中的財產份額時的具體操作規定，以做到有法可依。
以上是本人對夫妻共同債務執行的一點粗淺看法，不當之處還望不吝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