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是中華文化經受空前巨大、深刻、劇烈變革的偉大世
紀。在百年巨變的烈火中，包括法制文明在內的新的中華文明，如
“火鳳凰”一般獲得新生。
大體上講，二十世紀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世紀。這一個世紀的
歷程，不僅僅是移植新法、開啟民智、會通中西的法制變革的歷
程。更是整個中華文明走出傳統的困局、與世界接軌并獲得新生的
歷程。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敗、得失利弊，值此新舊世紀交
替之際，亟待認真而深刻的反省。這一反省，不僅有助于當代中國
法制建設的深入，亦有助于推進新世紀中國民主與法治社會的形
成。這一反省，是一項跨世紀的偉大工程。作為這一工程的起始或
基礎，我們應全面系統地檢視、總結二十世紀中華法學全部學術成
就，并試圖作初步點評。為此，我們特鄭重推出“二十世紀中華
法學文叢”。
1898年，光緒皇帝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建議，實行“新
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事業于此開始萌動，但旋即夭折。四年之
后，在內外劇變的巨大壓力下，這一事業再次啟動。1902年，清
廷命沈家本、伍廷芳為修訂法律大臣，設修訂法律館，開始翻譯歐
美各國法律并擬定中國之刑律、民商律、訴訟律、審判編制法等新
型法律。這一年，應視為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正式開始。白此，中國
法律傳統開始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以五刑、十惡、八議、官當、
刑訊、尊卑良賤有別、行政司法合一為主要特征且“民刑不分，
諸法合體”的中國法律傳統，在極短時間內倉促退出歷史舞臺，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又一個令國人頗感生疏的新式法律體系和法律運
作機制。不寧惟是，一套又一套從前被認為“大逆不道”、“不合
國情”的法律觀念一一“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契
約自由”、“無罪推定”、“制約權力”、“權利神圣”等等，隨著新
型法律制度的推行一起被帶給了人民，使人民的心靈深處漸漸發生
革命。與此同時，近代意義上的中華法學，亦與“溝通中西法制”
的偉大事業相伴而生，漸至發達。出洋學習歐美日本法律成為學子
之時尚，法政學堂如雨后春筍，法政期刊雜志百家爭鳴，法學著譯
如火如荼，法學成為中國之“顯學”。據不完全統計，僅二十世紀
上半葉，全國各出版機構出版發行的法律和法學著譯及資料，多達
六千余種，總印行數多達數百萬冊。本世紀下半期，“法律虛無主
義”一度盛行，為患幾近三十年，中國法律和法學一派凋零。七
十年代末以后，國人痛定思痛，重新覺醒，中國又回到法制現代化
的正軌，法律和法學重新興旺和昌盛，法學著譯出版再次空前繁
榮。據估計，1978年至今，我國法學著譯資料的出版多達萬種，
總印數可能在千萬冊以上。這期間，不惟基本完成了前人未竟的法
制和法學現代化事業，亦開始了向法制和法學更高的境界的邁進。
這一個世紀的法學著譯和資料編纂，是中國法律現代化歷程的
忠實記錄，是中華法學界百年耕耘的結晶。從“全盤歐化”、“全
盤蘇化”的偏失到“中國特色”法制與法學的探索，百年上下求
索留下的這份寶貴的學術遺產，值得我們珍惜；即使僅僅作為一部
時代的病歷，也值得我們借鑒和分析，以期發現和治療我國法制現
代化過程中的常見病癥。不幸的是，這份學術遺產，特別是二十世
紀上半葉的法學著譯資料，現在正面臨著悄然毀失的危險。由于印
刷技術低下、紙質粗劣、館藏條件落后，許多法學書籍破舊枯朽，
不堪翻閱，有些甚至圖文蝕褪無法辯讀。加之種種人為的原因，那
些汗牛充棟的法學資料長期塵封蛛網，很少有人記起，半個世紀的
探索和成就竟被視若虛無。館藏制度之限制又使借閱者困阻重重。
人們常嘆：《尚書》、《周易》乃至秦漢野史隨處可得，幾十年前的
法學著譯竟一書難求!此種文化“斷裂”現象，實有礙于今日中
國法律教育和研究事業之正常進行，亦有損于中國法律現代化事業
之發達。以上諸端，不僅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書籍如是，二十世紀下
半期的一些作品亦已經或很快將面臨同樣的命運。有感于此，我們
遂有整理二十世紀中華法學遺產之愿望及籌劃，不意與中國政法大
學出版社之設想不謀而合，是以有“二十世紀中華法學文叢”之
選印。
本“文叢”選印的書籍或選編的論文，縱貫二十世紀始終。
凡能代表二十世紀不同時期法律學術水平、法制特色，有較大影響
且為當今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所需要者，均在選印之列。即使是五十
至七十年代間特定背景下的法律和法學作品，只要有歷史文獻價
值，亦可收入。在選印的順序上，大致由遠及近，優先選印上半個
世紀的著譯資料。目前選印編輯的重點是二十世紀前半期作品。二
十世紀后半期的法學成就，擬在以后條件成熟時再行整理。選本范
圍將不局限于內地學者的作品，還將涉及五十年代以后臺灣、香港
地區和海外華人學者的法學作品，因為他們的成就也是二十世紀中
華法學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除曾正式出版的單本著譯外，還將匯聚
若干法學家的個人文集，或重新編輯二十世紀各個不同時期的法
規、案例及習慣調查資料。不過，凡近二十年間已為各出版機構再
版的法學著作、譯作，原則上不再選印。
、 為了保證選本的權威性、準確性，我們特聘請了六位二十世紀
上半葉即涉足法學或司法工作的前輩學者出任顧問。老先生們不顧
古稀耄耋之年，親自批點方案、確定書目、選擇版本，并以口頭或
書面的方式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幸賴于此，我們的計劃才得以
順利進行。
本“文叢”之選印，旨在集二十世紀中華法學之大成。為體
現歷史真實，我們將恪守“尊重原作”的原則，不作內容上的任
何更動。即使有個別觀點與今日不符，亦予以保留。作為不同時期
的特殊歷史記錄，保持原貌更有利于比較和借鑒。為了使讀者對每
本書的作者及該書的學術地位等有一個必要的背景了解，我們特約
請法學界一些學者為各書撰寫關于其人其書的專文，置于書前。除
此之外，我們所做的純粹是一些技術性工作，如糾正原作的排印錯
誤，注明原書所引事實、數據、名稱之錯誤等等。為方便起見，可
能將同一法學家的數個單行著作合而為一，也可能將原合印在一起
的不同著作分開重印，還可能將當時或今日學人對其書或其人的有
關評論或有關的圖表、法規資料選附于書后。總之，盡可能使其全
面、完整。
本“文叢”的選編校勘，是一項看似簡單實則復雜艱難的工
作，需要相當的學養和責任心。我們雖兢兢業業，如臨深履薄，但
仍難免疏漏，懇請各界朋友批評指正。除此之外，還期待學界朋友
推薦符合本“文叢”宗旨的法學著譯資料，與我們共同完成這一
跨世紀工程。
謹以本“文叢”獻給中國法制現代化事業，獻給中國民主法
治的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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